多维：弗洛伊德案警员定罪 “缄言蓝墙”终见裂缝（组图）

在警察过失行为鲜有遭到定罪甚至检控的美国，责任警员被裁定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及过失杀人3项罪名全部成立实为罕见。但此次判决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其结果，还有庭审中多名出庭指证乔文的执法人员——在被学者、媒体称为“缄言蓝墙”（blue wall of silence）的警察内部文化下，此次弗洛伊德案的审判，似乎终于给这道墙凿开裂缝。

负责警局去年的训练的督察Katie Blackwell在法庭上作证指，警员们受训以手臂而非腿部来压住嫌犯的颈部：“我不知道这是哪种（压迫）姿势，这并不是我们训练的内容。”乔文的直属主管等人亦表示乔文不应施压过久或相关举措“不必要”。

一位民权律师、前检察官David Henders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担任检察官的多年时间里，从未见过多位警员在法庭审讯中打破“保护自己人”的文化、作对执法人员不利的证供。

警员如家人

据民调网站FiveThirtyEight，有关警员不当行为及相关投诉的数据和资料并不透明，政府部门往往不愿意透露具体信息。但《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调查报道指出，每年约有1000宗警员在执勤中枪杀民众的案件发生，鲍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犯罪学教授 Philip M. Stinson的研究指出，2005至2017年间，共有80名警员因谋杀或过失杀人被捕，最终被定罪的则只有35%。

在法庭与涉事警员之间，被称为“缄言蓝墙”的传统几乎是无法跨越的障碍——执法体系内部互相包庇的倾向、保护警察免于追责。

“当你加入警察学校后，他们教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家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帮助，我们不会逮捕自己的家人。’”一位来自维珍尼亚州（Virginia）的前警员Joseph Ested如是说。

在多年的训练期间，这种互相帮助、支持的意识被不断地加固。初来报到的警员从同伴身上寻求建议和支持，也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从危险的情况中生存下来的技巧。警员Dave Carey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警员互相之间的忠诚是不言则明的：“这就是一个家庭。”

“缄言蓝墙”

走上执法岗位之后，这种内部文化成为警察不当行为的保护伞。

美国作家、记者Timothy Egan在《打破蓝墙》（Breaking Blue）一书中记录了一个经典案例：一宗发生在1935年的谋杀案悬而未决50多年后，警长Anthony Bamonte终于找到证据、查实当时一位颇有权力的警员为真凶，就在这时他却收到一位前警员的威胁信：“你绝不能说一位兄弟的坏话。”在Bamonte之前，三代执法人员都保护了这位警察。

去年6月，弗洛伊德案在各州引发示威游行期间，纽约水牛城（Buffalo）的一个法院外聚集了一群执法人员。当日，两名被停职的警员将出席庭应讯——他们在不久前的一次示威活动中疑将一位75岁老人推倒在地、致其头部出血。随着二人抵达法院门口，现场的执法人员为二人鼓掌、欢呼以示支持。同样的景象几天后在费城（Philadelphia）的一个警察工会大楼外再次上演，警察们集结起来支持一位涉嫌用金属警棍殴打学生的同僚。

但在弗洛伊德案的庭审中，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警察局长阿拉东多（Medaria Arradondo）在庭审中明确指出，警员乔文的行为“在各种意义上都绝不可能”称得上遵循警队的规则，而只显示出对尊重“生命的尊严”的执法原则的漠视。

然而，由于弗洛伊德案引发过去一年以来“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实在极度庞大。是次审讯是全球焦点所在，政治及社会舆论压力庞大，对于作供警员心理亦不无影响。但实际上，每天美国民众及有色人种遭受警暴或不公平对待，又有多少获得公平审讯或沉冤得雪的机会？有色人种经常受到白人警员不平等对待、黑人经常遭截停搜身等情况，又是否自此得到扭转？

尽管内部文化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但在这场全球瞩目的庭审，似乎给这堵坚固蓝墙敲开一道裂痕。巴尔的摩市（Baltimore City）州助理检察官Marilyn Mosby表示：“（弗洛伊德案中）有几名执法人员、实习警员还有警察署长愿意出庭指证乔文过度使用暴力——这样的事情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