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印度的中国人：逃不开的病毒，回不去的国（组图）

4月底，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32岁的硅油生产厂技术员周顺宝在抖音和朋友圈各发了一段话：“疫情之下的印度，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恐慌与混乱，国家既没有崩溃，人民也没有慌张。留守的国人们都非常自律自爱。”

他还配上了背景音乐，《谁在意我流下的泪》。他试图用这段话安抚亲朋，但即便是身处偏远的工业区，他依然能感受到疫情的严重程度。这些天来，只要风从市区方向吹来，焚尸的气味就隐隐约约地飘过来，天空中一些零零碎碎的灰黑色絮状物跟着落在工厂的地上。

周顺宝睡不着，不得不借助印度当地镇静安神的药物来辅助入眠。自5月以来，人们对印度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印度”这一词条的百度指数从7万下降到了不到3万；但与此同时，印度疫情仍在不断恶化：5月11日，印度的总确诊数为2299万，单日新增为32.9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消息，印度的病毒突变体已经带来了全球的健康威胁，它比原始病毒更容易传播，有可能可以逃避疫苗的保护。

不过，世卫组织仍承认疫苗的有效性。就在5月11日这一天，印度一间ICU的供氧量突降，造成11人死亡，5人状况危急；富士康的印度工厂出现大规模感染，该工厂负责加工的手机已经减产超过50%；而在古吉拉特邦，民众在自己身上涂满牛粪，以预防新冠病毒。

在印度的中国人和周顺宝一样，正在目睹和经历疫情的逐步失控。在拉贾斯坦邦，一个女孩见到过哭声震天的火葬场，重症患者需要的注射药物先被炒到3000多元一针，随后马上变得有价无市，而制氧机则每倒一手，都能炒出新价格。

焦虑每时每刻都存在，其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回国时间遥遥无期。2021年2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布公告，对在印中国人归国的健康码要求做出规定：未感染的申请者需要提供双阴证明；有感染史的申请者则要提供肺部CT或X光结果的诊断证明、两次核酸检测阴性，隔离14天以及登机前48小时内核酸和IgM抗体检测复查结果。

当地时间2021年4月12日，印度哈里瓦尔，大批民众在恒河内沐浴，庆祝大壶节。（图源：CFP）

但多位受访者告诉全现在，尽管他们完全按要求完成了检测、隔离流程，仍然没有获得绿码。住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周慧从4月就开始多方打听，由于没有直达航班，只能选择中转航线，有德国、尼泊尔和阿曼三条线路。

她选择了最近的尼泊尔，很快订好了机票。临近出发时，她突然收到了使馆工作人员的通知，叫她不要走了。“是不发绿码了吗？”周慧问。“可能是。”对方回答。周慧还是做了核酸检测，提交了健康码申请。转天，结果下来，红码。 

4月23日晚，之前一直与其联系的使馆工作人员给她发来一条信息：“我发烧了。先休息。有急事可以打昵称上的电话。”根据尼泊尔驻华大使馆官方网站发布信息，如未获得无驻始发国使领馆审发的绿码，一律无法经尼泊尔中转回国。

一周后，往德国与阿曼中转回国的绿码停发。回家的路，只剩包机撤侨这一条。工程师张浩清身在距离德里44公里的古尔冈，他告诉全现在，在过去的大半个月里，他周围没有任何人拿到过绿码。他曾赶往附近的医院做了肺部X光片和核酸检测——他的签证过期了，医院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他，他不得不伪造了一张，才得以检测。

但这些结果也没能换到绿码和归国的机票，“在家隔离好，防护好，等待后续通知，”这是他和同事们得到的唯一回复。

林兰住在德里。印度第二轮疫情爆发以前，她的生活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健身房、餐厅、电影院和商场都开着。聊到疫情，印度同事态度平和，“没关系，得了就得了，躺个两三天就好了。”

在这样的氛围下，林兰也放松下来，今年2月，她还去西海岸的果阿邦玩了一个月。直到四月，宵禁和封锁政策突然公布，她才意识到不对劲。德里一夕之间变得冷清，街道上行人稀少。

金奈街景（图源：受访者）

没过几天，她和男友开始发烧、咳嗽。两人没去公立医院，而是去一家治疗不孕不育的私立医院做了核酸检测，双双感染。

林兰没法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哪里感染——根据BBC报道，在4月中旬，当德里每天进行近10万次测试时，记录的每日病例数约为16000。确诊后的生活变得单调。林兰大部分时间和男朋友居家隔离，随着病情发展，她开始觉得有些呼吸困难，每天除了吃药就是躺着休息。

幸运的是大多数生活服务都没有停滞，他们还能在网上点到外卖，不至于断水断粮。林兰属于轻症患者，接受治疗两周后病情就大幅好转，只是药物有些副作用，“前一阵子特别低落，感觉人生没有意义，整个世界都瘫痪了。

最近两天又变得特别亢奋。”但林兰的幸运无法复制。旅居在拉贾斯坦邦的申妮（微博@搞也搞不懂）说，她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印度朋友，花了近3万卢比（相当于2600元人民币）才进了医院，但也只换得一张地铺——转为重症，进入ICU之后，他也不幸去世。

在古尔冈，张浩清的一位台湾同事在某一天突然开始呕吐，“老板起初说扛一扛，扛一扛就过去了”，但这位年近50岁的同事被送去医院，两日之后就去世了。后来，张浩清的另5位台湾同事离开印度时，将逝者的骨灰带了回去。如果需要入院治疗，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根据澎湃新闻5月8日的报道，一位在新德里感染新冠的中国人曾高烧39摄氏度，他致电医院，但对方表示，医院已经人满为患。“无论你现在是有钱还是没有钱，都进不去医院。印度建议我不要进去，医院情况非常糟糕，连主要的救治大夫都被感染了。”

医院之外，药物和器材也被炒出高价。张浩清向全现在透露，一台淘宝上只要1000元出头的制氧机，在市场上被炒到七八千元。申妮则说，她从印度房东那里分两批，买到5台制氧机，第一次的原价是人民币1250元，房东要价是2300元；而第二次，600元的制氧机成了3000多元。

由中国运往印度的制氧机（图源：微博@印度三哥马怒）

即便这样，申妮还是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她一位朋友网购的制氧机被半路拦截，“对方说要钱可以，要机器没有。”拿到制氧机的申妮不断收到周围人的求助信息。他们算好时间，每个人几乎都只能借一天，等血氧指数升回来了，就要马上把机器归还。申妮用酒精和热水给机器消毒，再借给下一个人。

周慧曾是记者，目前在印度做自由撰稿人。据她观察，印度每个地区针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与蔓延态势都都各不相同，总体来看，印度北部，尤其德里与孟买这两大城市与恒河流域疫情较为严峻，而她所在的南部则较为缓和。在医疗体系方面，周慧所在的金奈市在此次疫情爆发期间并没有发生像德里与孟买一样挤兑甚至崩溃的现象。

她表示，印度医疗在分级分科上做得比较好，例如存在专门的扫描检测机构与医学生物检测机构，这样一来，患者无需前往综合医院进行新冠症状的排查检验。

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与泰米尔纳德邦在医疗条件上较北方行政区更好。

周慧透露，在金奈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中的无症状与轻症患者，在专门机构检测后会进行居家隔离，或在政府统一安排的建筑中隔离。

无论是在中部的德里和古尔冈，还是西北部的古吉拉特邦，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为周围的当地人而感到忧虑。不少当地人只戴着围巾和面巾，就算有口罩，也总是拉到鼻子下面，等警察来了，才会暂时掩盖口鼻。

张浩清觉得奇怪，“病毒是从鼻孔里面吸进去的，”他尽可能用简单的语言向当地人解释，希望对方能用口罩遮住口鼻，但对方不理解，也不接受。“你不知道印度人是怎么想的。”申妮说。

上个礼拜，她和男友马怒坐车经过城市里的火葬场，民众围在火葬场附近，哭声此起彼伏地从墙内传出来，司机突然说，“原来是真的有病毒。”

在火葬场的墙外能听到哭声（图源：微博@印度三哥马怒）

到这一刻，申妮才明白了印度人松懈的原因。过去一年，她偶尔听司机和厨师谈起对新闻的看法——他们尽管从不会说新冠是个骗局，但谈到具体新闻，就会说“假的”、“是政府乱搞”。

由于湿热的气候与卫生条件，印度历来屡遭包括霍乱、登革热在内的疫病洗礼。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著作的《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到，印度最突出的种姓制度与佛教文化都与瘟疫有关：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次大陆，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感染，必须采取社交隔离，所以划分了种性等级；古时印度人为在灾难中寻找出口，才会信奉和传扬讲求来世轮回的佛教与印度教，隐忍于现世，这也塑造了印度人人生哲学的生死观。

“他们戴口罩，不是因为害怕病毒，而是因为害怕罚款，所以警察来了就戴上，警察走了就摘掉，”申妮说。她的司机和厨师都是穆斯林，因为总理莫迪信仰印度教，因而总对官方消息抱有强烈的警惕。印度教徒也并没有更相信科学。和当地人打交道久了，申妮逐渐明白，对方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和自己不一样。去年第一波疫情期间，一位和申妮关系不错的本地朋友当着她的面，打开了一瓶从恒河装来，放置了一年多的河水，倒一点在手上，当着她的面，以一种很虔诚的态度喝下去。

“这不干净吧，这是野外的生水，又放了很久，”申妮问。但对方回答，“恒河水就是干净的，这是我们课本里讲过的，恒河水可以净化脏东西。”“那如果我在这瓶水里洗手呢？”“那就不能喝了，但如果在恒河里，洗手我也可以喝。”“那如果在恒河里，我在你旁边搓脚呢？”

“那也不能喝，但离得远一点，也可以喝。”申妮说，当地人的常识里总掺杂着宗教观念，他们往往能为矛盾之处找到自圆其说的方法。发现司机不信新冠病毒之后，申妮就不停地给他和家里的厨师看医院、火葬场和墓园的视频——那些人潮拥挤、哭声震天的场面都让对方无法反驳。

“要是感染了新冠，你活着要在医院排队，你死了就要在火葬场排队，”她说，“就连死，都死得不体面。”她有时也拿宗教说事儿，“你的宗教、你的神让我碰到你，就是因为还不想让你去见他。我和你讲得这么清楚，也是神的旨意。”

循环数次之后，家里的司机和厨师起码有所改观。他们开始规范地戴口罩，进门以前也会按照申妮的要求为门把手、带进来的东西仔细消毒。“这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申妮说。关于印度疫情，有个笑话是，“全世界都在担心印度，印度人民在担心自己家的保姆明天还能不能来”。

周慧提到，她了解到的几个印度家庭，都是因为佣人传播导致感染。“又可气又可恨，但你又觉得无可奈何。”她认为，中印两国在社会文化与个体行为逻辑上差异巨大，很难真正相互理解，也不需要站在自我角度去鄙视和贬低对方。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自保的唯一途径就是“自闭”。

工厂停工，张浩清就尽可能地减少外出，甚至觉得室外的空气和人一样可疑，连洗过的衣服都不会挂到室外晾晒——不过30摄氏度的热风吹进屋里，晒衫也不是大问题。他偶尔下楼买菜，就戴上一次性手套、两层口罩和护目镜，看到卖菜的商贩把口罩拉到下巴上，他就心里一紧，回去要把蔬菜多冲洗几遍。

当地时间2021年5月10日，印度新德里，印度首都新德里宣布延长封锁措施至5月17日，街头行人稀少。（图源：CFP）

“在工厂里，我看到本地工人就会老远绕开，”古尔冈附近的技工段成钢说，即便是疫情严重，老板也没有宣布停工，他只能每天在工厂里与两位本地工人一起工作。如果对方有话想讲，他会假装听不懂，然后大声回绝。

在张浩清所在的工厂，最近又有两个大陆人、五六个台湾人感染病毒。工厂的管理者谨慎地躲过了第一波疫情。从去年以来，工厂在确认员工都是阴性之后就开始封闭管理，在工厂里吃住，远离住宅区。但自2020年底印度的疫情有所缓解后，老板为了节省成本而解除了封锁，员工们有时会逛街、外出吃饭，本地工人也会回家吃住。不过两三个月，有工人咳嗽、发烧，陆续有人确诊新冠。

工厂里的聚集性感染并非特例。张浩清说，另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20多个到印度工作的中国员工里，有十七八个人感染。“印度员工的工资不高，一个月只有相当于1000多人民币，他们害怕感染之后不能上班，没有钱赚，有时还会瞒报，”张浩清说，后来，工厂明确提出可以请病假、不扣工资，但为时已晚，老板不得不宣布在目前的原料做完之后暂时停产。

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承担停产和为员工支付病假工资的成本。同样在古尔冈，小工厂的技工段成钢不得不带病工作。他所在的工厂，加上中国来的老板也只有6个人，其中3个印度员工。前段时间，一个印度工人确诊了新冠，老板要他别再来上班了。

除此之外，一切照旧——没人在工厂做消毒，也没人要被动或主动隔离，剩下的4个员工仍然一起住在那间百来平房的房间里，段成钢时常感到孤立无援。

当地时间2021年5月10日，印度新德里，新冠肺炎患者接受治疗。（图源：CFP）

他在2019年底到达印度，老板直接从新德里机场把他带到了工厂——段成钢只知道自己在古尔冈附近，甚至连具体的地点也无法描述。最近几个月，段成钢感到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他的头总是昏昏沉沉，在工作时晕倒过几次，吃的大多是米、洋葱、辣椒和土豆，几乎买不到肉。

他变得越来越瘦弱，体重直接掉到90斤以下。他不大懂英文，更不懂当地语言，要去做体检和新冠检测就只能请老板找翻译——他向老板提了要求，对方拖了又拖，最终不了了之。直到现在，他还是得每天工作。

在厂子里，虽然赚得钱不多，但吃住都由老板承担，外出又一个字都不识，这间工厂就是段成钢唯一的栖身之处。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只离开过一次工厂。那是去年年底，他和另一位同事、老板一起填写了归国申请，然后请了翻译，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

他拿到双阴证明和可以登机的承诺——只要起飞当天支付机票钱，他就能回国。起飞当天，老板收到通知，登机名单上并没有他们三个。如今，为了争取回国，周顺宝、张浩清和段成钢一百多名同胞加入了一个微信群，联名给中国驻印大使写信，申请包机撤侨，目前联名人数已经将近400。

5月10日，有群成员称收到回复：“有关撤侨事宜，请报案人以公司单位为单位将有关情况和建议意见上报国内公司总部逐级上报，同时抄报我馆，以便配合国内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问题对策。”

“其实国内人的风向评论对我们伤害才是最大的”，周顺宝说，在那条报平安的抖音下，他收到一条评论：“所以说你留在那挺好的，别到处说瑟瑟发抖，盼着国家接你回来，呆那就挺好”。4月27日，一个名为“军姐记录印度生活”的用户在抖音发布了一个标题为“印度疫情完全失控”的视频，下面有评论说：“求你了，千万别回来，我还想好好过五一”。“军姐”回：“好的，五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