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17岁中专少年之死：深圳工厂实习期间跳楼身亡，每天工作11小时，上夜班撞破头（组图）

跳楼前最后半小时，余骏独自待在宿舍的阳台上。没人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楼下监控捕捉到他落地的画面，时间为2021年6月25日上午10:28。

农民工余泽伟无法理解，刚刚过完17岁生日的儿子服从学校安排，从湖北十堰到深圳的工厂实习仅两个星期，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6月10日，十堰市汉江科技学校（又名“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计算机专业2019级的90多名学生乘坐大巴，到深圳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实习。这是一次学生们觉得有些“突然的”“奇怪的”实习：学校取消了期末考试，以“教学大纲”为名，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称三个月实习期每人可得工资1.2万元。

到深圳后，学生们被当作普通工人，分配在不同车间的流水线，每天工作11个小时，分成白班、夜班，有的还是体力劳动。高强度的劳动、昼夜颠倒的作息，让一些学生产生不适、反叛，甚至受伤。“正常工人一小时工资26块，我们只得到14元。”有学生如是说。

劳务派遣公司、学校、工厂车间三方严格强调纪律，曾于6月17日遣返两名学生，开除一名学生学籍，并全班通报。23日上夜班时，高度近视的余骏撞破了头，眼镜架也断了，头部流血，却被要求坚持上完班。24日，他请假外出配眼镜，获得许可。

6月25日早上，老师却宣布他第四次“旷工”，让他写说明，并电话通知家长。在余骏已经极力解释自己“请过假”后，班主任仍然在班级群两次通报余骏“旷工4次”，“提出严重警告，如有下次坚决开除”。

通报后15分钟，余骏从宿舍楼6层阳台跳下，当天中午被深圳的医院宣布死亡。

诡异的是，这不是汉江科技学校第一次发生此类事故。2019年3月，该校通过中介公司，安排一批学生到东莞某电子厂实习，亦有一名学生坠楼死亡。

毕业后想去当兵的17岁中专生

余骏生于2004年，6月18日是他的17岁生日。

为了这次学校安排的实习，余泽伟给儿子提前庆祝了生日。 6月6日，学校放假，为深圳之行做准备。7日，余骏做了核酸检测。8日，余泽伟在十堰一家酒店订了酒席，邀请朋友和余骏的几位同学共同庆祝。当天，余骏拿到核酸检测报告，9日回校。

6月10日早上6点多，余骏和同学一起乘坐学校包的大巴，前往深圳。 儿子第一次出远门，余泽伟始终挂念在心，父子俩一路保持联系。11日凌晨2点，得知儿子已到达，余泽伟才睡觉。

余泽伟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人，育有一儿一女，几年前他离了婚，女儿跟着前妻，他带着儿子余骏在十堰上学，有时他还去外地打工。2019年余骏初中毕业，去了丹江口市上汉江科技学校。丹江口是县级市，距离十堰市区90多公里。

汉江科技学校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余泽伟称它为“十堰市丹江口第四中学（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该校没有官网，从各种名称上，可以看出它的“混乱”。

公开资料显示，汉江科技学校建于1987年，前身为丹江口移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为水库移民服务、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服务的省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学校有15个专业。

但在丹江口人眼中，丹江四中、丹江口职业技术学校、汉江科技学校，指的都是同一所学校。有学生称，“校门口挂了好多牌子，还有个‘十堰市医学科技学校’的牌子。”

中专学校前途有限，余骏的理想是当兵。所以父子俩计划，等余骏明年拿到毕业证，过了18岁，做个近视手术，就报名参军。

在深圳工厂实习期间，余骏曾告诉父亲，工作是在车间搬箱子，夜里上班，很累，“双手十指都磨出了泡”。余泽伟总是鼓励他坚持。

6月25日早上9点多，班主任程某江打来电话，批评余骏在工厂不认真工作，“4次旷工，再有一次就开除学籍了”，希望余泽伟跟孩子说说。

这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通话。余泽伟问儿子怎么了，余骏回答：“我头疼、晕。上班太累了，天天夜班十几个小时，白天睡觉吃不了午饭，进厂胃疼。拉长还有意针对我。我请假了，他跟学校投诉我旷工。我请求调白班，他说没权限。我实在吃不消，不想干了。”他还告诉父亲，自己上夜班撞破了头，眼镜也坏了。

余泽伟说：“不行。你把眼镜先弄好，再坚持坚持。你不干完这三个月实习，就没有毕业证。没有高中毕业证，或者被开除，你就当不了兵。”他还问儿子，“拉长有没有打你或者是怎么的？”余骏称“说话不方便”，就挂了电话。

余泽伟不放心。因为程某江并不在深圳，余泽伟找到了驻厂老师、一班班主任权某运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没打通，第二次权某运接了电话，通话时长1分多钟。余泽伟询问儿子的情况，“余骏眼镜碰坏了是吧？”权某运“支支吾吾，没说什么”，然后挂掉了电话。余泽伟事后才知道，那个时候儿子已经出事了。

11:01，余骏的发小兼同班同学林森打来电话，余泽伟这才知道，儿子跳了楼。他决定立即去深圳，11:40，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孩子“送来时已经没什么生命迹象”，买票期间，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孩子正在抢救。12:01，余泽伟接到深圳警方的电话，通知他余骏已被宣布死亡。

当天晚上10:40，余泽伟和前妻、几个家属乘坐高铁到达深圳。但直到27日下午，他们拿到警方出具的证明，才在殡仪馆见到儿子的遗体。

6月28日的一场小型协调会上，警方称“基本排除他杀”。余泽伟有异议，“我只知道孩子之前好好的，我把孩子交给学校，学校带到这边工厂来上班。中间环节我什么都不知道。从离开家后，短短半个月，孩子就没有了。”

余泽伟痛悔自责，“儿子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和他站在一起。早知道这样，大不了不要毕业证，只要我儿子安全健康就好。”

“不去实习，就拿不到毕业证”

汉江科技学校2019级计算机专业有两个班，余骏在二班，班主任是程某江。学生们回忆，早在5月份，程某江就通知了“暑假到广东上班”的消息。但实习的工厂始终未定。

“一开始说的是广州的一个工厂。”林森说。6月1日上午，程某江在二班家长群发来暑期实习的《计算机家长书》《学生实习安全责任书》两个文档，并@所有人，“必须认真学习！”

没人回应，群里一阵“冷场”。12:22，程某江补充说，“学生实习工资正常情况下都在4000以上，企业直接发给学生。”直到下午，群里才有回应。家长们纷纷提出质疑，双方展开了几轮激烈的交锋。

当天下午到晚上，家长反复提醒“广州深圳疫情严重”，追问实习工厂的详情，还有家长巨细无遗地关心“宿舍热水、饮食、加班、安全、工作时长、劳动强度”等问题。程某江信誓旦旦地回答，有老师全程带队，“厂里的疫情防控比我们想的还严”，“学校担的责任比你们大。学校的考虑绝对比你们想的多”。

6月1日至6日，家长不断提出质疑和反对，班主任称“厂里的疫情防控比我们想的还严”，“学校担的责任比你们大。学校的考虑绝对比你们想的多”。

家长的反对声音不断。晚上近11点，一位家长宣布，自己的孩子不去。程某江回答：“不行，学校教学大纲规定，社区实践必须参加！”余泽伟记得，班主任多次强调，“不去实习，就拿不到毕业证。”

学生郑铁说，今年学校取消了期末考试，“提前放假，要凑满三个月实习期”。

直到6月6日，双方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大部分家长已经屈服，一位家长甚至道歉，“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向各位家长说声对不起”。

学生们6月10日早上6点出发，11日凌晨近2点到达深圳，开始了计划三个月的实习。然而，到达深圳后的实际情况，却与老师此前承诺的有许多不同。主导此次实习的二班班主任程某江于18日返回了十堰，留下一班班主任权某运驻厂跟岗。

实习工厂是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的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余骏自杀后，6月27日的各方交涉中，工厂所在街道办有工作人员称，涉事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凡事都要汇报、请示领导。

工商资料显示，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工业工具、远程通讯、消费电子、电脑设备等。其母公司和实际控制人为香港兆伟实业有限公司。据公开资料，包含华高王氏在内的香港王氏国际集团创建于1977年，为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服务，并于1983年在港交所上市，1986年起在深圳开办王氏华高科技厂。

华高王氏公司一直有与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实习的惯例。例如，2019年4月与贵州省电子信息技师学院开展校企合作；2019年7月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北海校区签约建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2019年10月，一名员工在网上爆料，他一个月前入职华高王氏公司，上夜班期间，“被工厂拉长、助拉、几名老员工辱骂，后半夜我忍无可忍就骂回去，可是其中一个老员工出来殴打我，虽然不严重，但感觉自尊心被打击。”随后，他被迫辞职。

学生们说，此次实习，他们并没有与学校、工厂签订任何协议。

根据班级群聊记录，班主任程某江于6月1日发出《计算机家长书》《学生实习安全责任书》，强制家长签字。《安全责任书》列出的9条要求中，除了第1条规定各班班主任“跟岗实习安全教育工作”外，其他8条都是要求学生遵守纪律、服从管理的内容。

后来学生们才知道，学校和企业之间，还有两家中介公司：深圳市辰安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兴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实习期间，他们也称辰安公司的代表程某国为“老师”。

90多个学生被分在不同车间的几十条流水线上，分成白班、夜班。白班原则上6:45—18:45，夜班则是18:45—次日6:45。除中间1小时吃饭时间，他们每天工作11个小时。

学生们和流水线上的成年工人做一样的工作，遵守一样的管理制度。“来之前，老师告诉我们，一小时工资14块，一天154块，一周放假一天，月薪4000多。三个月至少能赚一万二。”有学生说，这让他们中不少人心动。但来工厂后，成年工人告诉他，1小时的正常工资是26元。“剩下12块都被你们学校‘黑’了。”

工作多种多样，还包括体力劳动，“跟计算机专业不相关”。郑铁起初在车间搬箱子，后来“看板”，“给一个电子板，往上面穿各种小零件”。后来他又换了别的工种。手指磨起泡后，拉长说他，“那是因为你手太嫩了。”

每个车间包含七八条流水线，一个流水线是一个拉。车间有主管，直接管理学生的是拉长。学生上班期间的情况，拉长事后都会告诉驻厂老师，形成了“车间拉长—劳务派遣公司—驻厂老师”三级共管的模式。

林森和余骏从小学就在一起上学，后来又一起到丹江口读中专。两人关系亲密，性格也相似。到深圳后，他们都上夜班，余骏在一楼仓库搬箱子，林森在三楼流水线给电子板放夹具。两人的上下班时间相差15分钟。每次上下班，他们都会等对方。

林森回忆对工作的不适，“每天晚上到10点、11点就受不了了。因为人的生物钟就摆在那儿，就开始犯困。但厂里不能打瞌睡，必须要打起精神。而且特别无聊，特别磨人，必须一直干。到后边凌晨四五点，整个人都是瘫软的。受不了。”

事后，家属们认为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存在“非法用工”“强迫劳动”等行为。余泽伟听学生说，“在学校学的是敲键盘，被骗过来实习却是‘搬砖’。”他从自己在工地的工作联想儿子干活的情形，“一个箱子20多斤，相当于5块砖，一天要搬十几个小时，不允许请假、不允许旷工，哪怕每天夜班，也不能打瞌睡，拉长会监工，统计报告给学校。”

“中介、学校、工厂三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招来了这么多学生，工作总要人去做，为了保证出勤率，肯定不想让你老是请假，所以对他进行一个高强度的管理。”家属张旭说，“学生做得不好，厂方就给学校、中介施压。”

林森工作时是坐着，余骏的工作只能一直站着。林森说，每次早晨下班后，他们去饭堂买饭，打包回宿舍。林森感到“上夜班回来，有一种莫名的亢奋，睡不着”，但余骏每次上楼梯，“都是两级一步，飞快上去。我问他干啥？他说他上去睡觉。”

不少学生产生反叛心理。“差不多每天上班都想请假。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天上班都发牢骚，不想上。”林森说，“来之前，老师说得很好听，也没说要上夜班。”

有学生拍到的一份Excel统计表格显示，38名学生“招聘来源”均为“兴业学生”，每人有工号、拉号，后面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上班状况，如“旷工”“迟到”“不想做事”。其中5名学生连续多天都是“上班打瞌睡”，还有学生被记录“不想上夜班”“下午旷工”“下半夜旷工”。林森说，“每天打瞌睡的基本都是上夜班的”。

学生消极、不认真的态度受到了严厉管教。每次有学生旷工、中途离岗，老师就会在班级群里通报批评，警告“开除学籍”。

6月19日下午，驻厂老师在班级群通报，“目前已有三位同学回家。赵某某、张某某因身体特殊原因（由十堰太和医院出具病历报告），袁某某因到企业之后无故旷工2次，视企业纪律为儿戏，态度极其恶劣，通过教育仍不思悔改，于6月17日下午已被当场取消此次实践学习，并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删除学籍，不再为我校学生（并由本人自愿签字画押为证）。”

6月19日，老师在班级群通报已有三位同学回家。其中袁某某因旷工2次已被当场“删除学籍”。家属认为，该通报对其他同学形成了警示、震慑作用。受访者供图

有争议的4次“旷工”

余骏多次向好朋友抱怨过他的拉长胡某军，认为刻意针对他，一直不批他的假。有一次，余骏跟朋友们抱怨，他7:13打卡，并未迟到，拉长却扣他半小时工资。

余骏后来被批评的“旷工4次”，林森都很了解。他说，刚来的时候，大约在6月13日，余骏的确旷过一次工。过了几天，余骏请同学代为请假，拉长批准后，仍在打卡机上记了他旷工。“就是因为这次余骏被说成旷工，老师才规定以后请假需要写请假条。”

如果这两次还算旷工的话，林森认为，余骏后两次的“旷工”都是纯粹的“冤枉”。他说，第三次时，余骏上完了前半夜，凌晨吃完饭胃疼，“他在宿舍下面想吐，吐不出来”。余骏请同学帮忙向拉长请假，“当时拉长确实同意了，第二天就说他旷工。”

余骏先前就有胃病。林森说，余骏经常不吃饭，代之以全麦面包，“因为胃病，他一直不能喝酒。身体没有别的毛病。”他们住的宿舍并不是8人间，而是5张铁架床，10人一间。下班后因为太困，余骏常常不吃早饭，一直睡到下午五六点，起来直接吃晚饭，再上夜班。昼夜颠倒、作息混乱，加重了余骏的身体负担。

余骏曾几次向拉长胡某军提出调为白班，未获允许。郑铁说，“老师规定一个月倒一次班，下一次换白班要等到7月5日。”每当余骏胃疼发作，报告拉长时，胡某军都问他要病历。他似乎觉得，余骏是故意偷懒、找借口。林森说，“都检查一两年了，现在哪有病历？”

6月23日晚发生了一场小事故。那天上班时，余骏的头撞在了箱子上，流了血，眼镜架也断了。他的双眼分别近视400多度、500多度。余骏向拉长提出请假，但拉长找出胶带，把眼镜架缠好，又用胶带把眼镜缠在余骏头上，让他坚持上完了后半夜。

余骏死后，余泽伟找到拉长胡某军，“拉长也承认了，确实是用胶布把他眼镜缠在头上，让他正常下的班。”

但问及请假、“旷工”的事情，胡某军都说不知道，让他去问劳务派遣公司、驻厂老师，“踢皮球一样，都是推卸责任”。林森认为，胡某军的问题在于，余骏各种形式都请了假，他“批准了，却不承认”，“第二天他就跟我们学校老师说他昨天晚上旷工了。说过两三次。”

6月24日傍晚睡醒后，余骏去向拉长请了假，称第二天早上去配眼镜。因此，当天晚上，他没去上班，在宿舍睡觉。

谁知，第二天早上8点，驻厂老师权某运、辰安人力资源公司程某国两人来到寝室，把余骏叫醒，质问他昨晚为什么旷工。余骏解释，自己跟拉长请了假，还写了请假条。当时，寝室里还有其他3个刚下夜班的同学。因为没有笔，两位老师让余骏去二楼办公室写个说明。

事发后余泽伟找到了这份《情况说明》：“余骏，（工号）1091606，我于昨晚2021.6.24晚19:10分到车间想找胡某军拉长请假。19:15见到拉长，告诉他我请假的原因是，有旧病复发，而且我眼镜由于工作时不小心被撞断了。现在近视5、600度，没有眼镜确实看不到。拉长当时口头答应。我写完假条，胡某军拉长就让我直接走，把假条放到桌子上了。”

余骏以为这就解释清楚了。没想到回到寝室后不久，班主任程某江从十堰打来电话，指责他“旷工4次”，“如果下次再旷工，就直接开除学籍。”随后程某江通知家长，父亲余泽伟又打来电话。

从一些迹象来看，6月25日早上，程某江打来电话之前，余骏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写完《情况说明》，8：36，他还在QQ里对朋友说，“我昨晚不是去请假了嘛，然后拉长让我写请假条，我写完了，他让我放在那里，说让我先走就好了。然后他就给老师发消息，说我旷工。”语气里只有轻微抱怨，甚至带着自我调侃。

但9:45，疑似接到班主任程某江的电话后，余骏心理突然发生变化。他对朋友说，“拉长故意搞我的。我写了请假条，他说我旷工。我给他了，他说让我先放那儿，我先走。”此时，余骏陷入了一个“无人相信”的牢笼，到处解释，自我辩白。

家属张旭推测，“那么现在就是全部算他‘旷工’，等于没有一次算他请假。他就有点崩溃了。”

余骏独自去了宿舍阳台上。上午9:52，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发布通报：“余骏到今天为止旷工4次。今天按照企业和学校实习管理规定提出严重警告。如有下次坚决开除。”

10:13，程某江把通报第二次发在群里。15分钟后，余骏跳楼。

“他就觉得很冤”

余骏的死，在90多个同行的学生中激起了愤怒情绪。6月29日，学校将事发时正在寝室中的3名学生遣返回十堰。“怕他们在这里乱说话”，一位家属说。

6月30日，深圳市多个政府部门介入此事，责令华高王氏科技（深圳）公司先行支付一笔赔偿金给家属，并让家属签署保密协议。7月1日，余骏的遗体被火化，并被家人带回老家。随着事件受到各方重视，其他家长也不断责问，此次实习计划很快被叫停。7月2日，有消息称90多名学生已全部启程，返回十堰。

家属张旭说，安抚家属只是第一步，政府承诺，后续将按照程序对涉事企业、学校、中介公司分别调查追责。“分为两块，厂方、劳务派遣公司，深圳这边会追究责任；学校涉及的问题，深圳方面会发函给湖北，不管刑事责任、经济责任，由湖北省去调查处理。”

7月1日，记者通过公开联系方式致电汉江科技学校、华高王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均未联系到负责人。7月2日，记者拨打程某江、权某运、程某国的个人手机，电话接通后，三人均挂断电话，拒绝回应。

据天眼查工商信息，两家涉事劳务派遣公司之一的“深圳市辰安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9月27日，仅有8个月历史，注资500万元，股东只有程建英、程某国2人。其中，程某国担任监事，仅占股5%。

奇怪的是，该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程某国的手机号归属地却是湖北十堰。

在林森看来，余骏的死，有“一时太冲动”的因素，但将他逼上这个心理绝境的过程，是“一环扣一环”的。

林森回忆，6月25日早上8点多，程某国、权某运到寝室叫醒余骏，质询“第四次旷工”，随后让他下楼写清经过。“老师的意思是，这次还可以跟厂里交涉，下一次就直接开除。”这时，余骏的情绪并没有大的波动，“情况还好”。

8：40写完说明，回到宿舍不久，班主任程某江打来电话，“问他为什么旷工，说他已经旷工四次了。再这样搞，现在厂里已经要求开除他，不让他干了。学校也要开除他的学籍。”因为开着免提，其他三位同学也听得清楚。班主任语气里满是生气，“说班上几个坏学生上班都上得蛮好，他不能这样。”

程某江还批评了余骏和女朋友谈恋爱，“在学校就天天混在一起，出来了还不好好上班”。林森说，在学校时，因为恋爱的事情，程某江就找过余骏谈话，还给双方家长打电话。

跟父亲通话时，余骏在阳台上，林森没有听到。此后，余骏一直独自在阳台上。由于卧室和阳台之间还隔着卫生间，里面看不到阳台。

见余骏一直没进来，一直没睡着的林森点了根烟，走到阳台给余骏也点了一支。他问余骏怎么了，余骏回答“没事”。林森没有察觉出异常，“他平时不高兴了，我问他咋了，他都说没事。我就没有很在意。”

然后，余骏说，“你去给我拿张纸”。林森进入寝室，在余骏的床上翻找，没找到纸巾，又去卫生间抽了纸。林森后来回想，在床上找纸时，他听到了声音，“当时没有在意。因为在厂里，这种声音很正常。”等他返回，余骏已经不见了，抽了一小截的烟头留在阳台上。

“我还趴在阳台上愣了半天。”反应过来后，林森进屋穿上裤子，往楼下跑，边跑边打120。“我觉得不可思议，像做梦一样。”

6月28日，经过三天的争取，警方终于同意家属进入厂区查看24日至25日的监控视频。林森也看了，“让我在监控里认他”。于是，林森从监控的视角，再一次“目睹”了余骏走向死亡的过程。

楼下的监控捕捉到了余骏落地时的画面，10:28，余骏坠楼后，“一开始他侧躺着，然后他翻了个身，变成平躺。后来他同学、保安过来了，保安还拿手机拍照。”

因为没去过宿舍后面，林森走错了一次路才来到余骏身边。这时，余骏已经平躺。程某国也过来询问情况。林森说，“我很惊讶，都说不出来话了。”

他看到，余骏的右臂断了，左手放在额头上，挡住了脸。林森看不见他的表情。他喊了余骏的名字，只听到呼吸声没有回应。

林森毕竟还是17岁的少年，没有经验。在他看来，余骏只是手断了，“我当时完全没有觉得问题很大，他看着就跟没什么事一样。”10:43，医务人员拿着担架进入监控画面，“把余骏拽上了担架”。随后保安阻止林森接近余骏。警方到达后，不让林森去医院，而是带他去派出所做笔录。

林森还以为余骏会没事，当天11点多打电话给余泽伟，“余骏怎么样了，没事吧？”

余泽伟还莫名其妙，“怎么了？”但一个小时后，他接到警方电话，得知儿子跳楼身亡。

“他就觉得很冤。”家属张旭分析余骏跳楼原因时说。

目前实习的学生们已经返回，家属也拿到了部分赔偿。但张旭认为，赔偿不等于企业和学校没有责任，“该起诉起诉。以后不要再有这些孩子连续十几天上夜班，上完了跳楼。我们还是希望社会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文中余骏、余泽伟、林森、郑铁、张旭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