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中国政府重拳整治校外培训的利好和隐忧（图）

放在近些年来中国教育双轨制愈演愈烈，教育竞争无休无止，“鸡娃”盛行，学生和家长疲惫不堪的形势下，这份来自中国政府高层的意见，强烈预示着义务教育领域将迎来大整治大洗盘。

从积极层面来说，此番调整会带来许多利好，在相当程度上让义务教育回归了公立和非盈利属性，有助于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心理负担和家长的经济负担、精神负担，有助于整治校外培训市场的乱象，让更多孩子有一个相对更自由、更轻松的童年，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教育公平。

比如，文件规定，“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对已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排查，并按标准重新办理审批手续”，“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决禁止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依规坚决查处行业垄断行为”，“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这些规定都具有针对性，直指义务教育领域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切中社会痛点。

近些年来，本应是教育主阵地的课堂教育、学校教育，在中国许多地方许多时候，质量不断下降，留给学生的作业越来越多，越来越低效和重复，导致学生家长要么为给孩子辅导作业而心力交瘁，不少家长甚至近乎抓狂，要么为给孩子报名各种培训班而操碎了心，甚至掏空家底。校外培训机构趁机野蛮生长，不断制造焦虑，谋取利益，收费混乱、虚假宣传等乱象频生。

时而久之，不仅学生和家长身心俱疲，压力非常大，而且社会上到处弥漫焦虑，年轻人越来越害怕生育孩子。画家陈丹青曾感叹：“我蛮怕看到家长的，现在孩子苦死了，一天到晚被逼着学钢琴，学古筝，学英文……这时候有一个最可怕的东西丧失了，他们长大会恨你们，说他没有童年，一天到晚在上课。”那些过早被剥夺童年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出现心智不健全或难以融入社会的问题。家长的经济负担更是越来越沉重，大量的家庭为孩子昂贵的培训班费用发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尖锐写道：“教育成了家庭资源无限投放的无底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次中国出手大力整治校外培训是有积极作用，切中了社会痛点。

但事有两面，暂且不论中国政府的整治措施会严重冲击现有校外培训行业的生存，有可能带来大量就业问题，单是在阶层固化、贫富分化持续加剧、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社会评价机制单一的当下，考虑到高考依然是主要社会分层机制的现实，今次重拳整治校外培训会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隐忧，那就是在另一个维度加剧阶层分化。绝大多数条件普通的家庭，过去父母尚可寄希望于校外培训机构来帮助孩子改变阶层，但以后也许只能选择让孩子放养。而少数居于上层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依旧可以通过一流的家教或资源牢牢巩固阶层地位。简言之，在现有国情下若严格执行今次整治措施，那么今后优秀人才估计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资源和能力的家庭，自身条件中等以上的学生，另一种是家庭条件一般但自身天赋异禀的学生。

中国微信公众号“非凡油条”的一篇文章《大规模整治校外培训，更公平了吗？》值得思考。这篇文章引述了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模范父亲的说法。该父亲曾是一位学霸，经常亲自教孩子，但“能教孩子教到小学三年级就不错了”，主要是因为“之后的课程由专业的辅导机构辅导孩子，会有更好的效果”。关于校外培训的整治问题，“这位父亲说，整治了校外培训，意味着未来校外培训的成本可能会更高”，“他打了个比方，以前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孩子能去上辅导班，以后能得到辅导的孩子恐怕只有百分之三”，“当然，20%和3%都不是精确数字，但意思差不多——以前20%可以上辅导班的孩子，被甩下了17%，对于97%的孩子来说，他们之间变公平了，但他们和3%的差距变大了”。若最终结果真是如此，势必有违公平。

任何一个社会，若想长期保持和睦、稳定和良性发展，都不得不建立一套合理的公平的可持续的阶层流动机制。这既是不同阶层之间的隐形契约，又是代际之间的天然契约。不论是陈胜发起农民起义时喊出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于出身论、代际贫困的不满，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有鉴于此，今次中国重拳整治校外培训，减轻学生和家长的负担，只是第一步，治标不治本，最终能不能取得成功，还得看政府今后是否能够下大力气解决阶层固化、地区发展严重不均衡、社会评价机制单一等更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