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37岁的千禧一代老板遇上23岁的Z世代员工（组图）

作为一个热衷于刷TikTok的千禧一代，杰西卡·费恩(Jessica Fain)知道紧身牛仔裤和偏分头正稳步走向消亡。但是当在大科技公司做产品经理的费恩得知，她深爱的一个表情符号也面临着退休境地时——也就是那张笑出眼泪的脸——她决定问问比她小的同事这是怎么回事。

JEFF HINCHEE

“我听说这个表情已经不酷了，”34岁的费恩在Slack上一个公司茶水间似的闲聊频道里写道。

“是啊，我只在工作场合用这个，显得职业，”她记得当时有位更年轻的雇员回复道。“bhys但这SZD，杰丝。”

费恩可记得，曾几何时什么算时髦是由千禧一代说了算的：连身裤、玫瑰粉、精酿啤酒、“去我家看Netflix”。可现在她从同事那里感觉到，自己就快拿到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卡了。代际的转变总是这样悄然而又真切，现在是由全新的一批雇员来决定工作场所的规范和风格了。而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发出质疑，不只是表情符号，比他们稍微年长的经理的一切过时言行都在其列，无论是他们在办公室表达的政治观点，还是他们对工作的执着。

“我很确定我是不够酷的，”42岁的安迪·邓恩(Andy Dunn)说，他与人创办的高端服装品牌Bonobos一度成为千禧一代男性中某个群体的制服。“我已经接受这个现实了。”

这是一种纵贯于产业和问题之上的断层线。在一家纽约零售企业里，年轻雇员让经理们头疼不已，他们会因为焦虑或痛经之类的事请带薪假。在一家营养品公司，一位Z世代职员提出，既然她可以在下午之前把待办事项都做完，那为什么还必须要她按八小时工作制准时来上班。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刚进公司不久的员工会给创始人派活。在各个领域和初创企业，劳动力中年纪最小的一部分人在要求进行一项在他们看来早就该有的转变，从企业中立原则转向更公开的价值观表达，具体可以是高管在Slack上展示他们的人称代词要求，或发表声明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

“这些年轻一代摸清了情况，并且乐在其中，‘嘿各位，原来我们不一定非得按那些老家伙的话去做，’”41岁的机器人公司机库科技(Hangar Technology)联合创始人科林·奎因(Colin Guinn)说。“‘我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样可以成功。’而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在想，‘怎么回事啊这是？’”

20岁多岁的人看到比他们年长人士的一些习惯时翻起白眼，这件事这不算什么新的潮流，早在施乐复印机(Xerox)、柯达胶卷(Kodak)和经典摇滚的时代就有了，但是许多雇主说，Z世代决定品味潮流时展现了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大胆。对这个群体的界定是1997到2012年间出生的那7200万人，或者简单说就是年纪小到不记得9·11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很乐意承认这种特征刻画。

22岁的齐亚德·艾哈迈德(Ziad Ahmed)是Z世代营销公司JUV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为杰斯伯(JanSport)等品牌提供专业服务，他回忆起有一次他作为演讲者出席一个会议，在那次会议中，一位刚入职的Z世代女员工告诉他，她感觉她雇主的营销没有完全反映她进步的价值观。

“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建议？”年轻女子问道。

“让你做副总裁，”艾哈迈德告诉她。“而不是实习生。”

Z世代毫不犹豫

从2000年代中开始，千禧一代从大学进入工作场所，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招聘这一代任性年轻人的建议专栏。《60分钟》(60 Minutes)在2007年一期名为《“千禧一代”来了》(The ‘Millennials’ Are Coming)的节目中说：“这些年轻人会告诉你他们的瑜伽课几点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千禧一代成为了管理者，工作场所也依照他们的形象被重塑。WeWork的墙上贴着#ThankGodIt’sMonday（谢天谢地到周一了）标志。还有曾经一片赞扬的女性CEO(SheEO)的兴起。

千禧一代指出，他们这代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开始进入职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就感到幸运，对他们来说，“忙碌”带来更多收益，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与此同时，Z世代正在一个新的危机时刻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大流行已经颠覆了我们的工作时间、地点和方式。软件公司RippleMatch对2021年秋招的Z世代求职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希望可以无限期地远程工作。

现在，代际摩擦在由千禧一代作为经营者和顾客的公司中尤为明显。

30岁的加布·肯尼迪(Gabe Kennedy)是草药保健品品牌Plant People的创始人，他在招聘Z世代员工时注意到，有些人对严格的工作习惯不感兴趣，而这些工作习惯对于他的千禧一代10人团队来说感觉很自然。他和他的联合创始人习惯于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沉迷于客户反馈，一起吃中餐外卖。他最年轻的员工更喜欢自己设定工作时间。

肯尼迪面试了一位Z世代的全职候选人，她问他如果做完了计划的任务是否就可以下班了。他回应说，她的职位应该是朝九晚五的。

“老一辈人更习惯于打卡，”肯尼迪沉思道。“以前是，‘我向上爬，拿到养老金，得到一块金表。’然而对于千禧一代来说是，‘虽然还是得在办公室里，但我可以打乒乓球，喝氮气冷萃咖啡。’对于下一代来说，‘天呐我可以按我想要的方式，在我想要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来谋生。’”

31岁的洛拉·普里戈(Lola Priego)是实验室检测初创公司Base的首席执行官，当Z世代员工在Slack里发送消息并把她指派到一项任务时，她忍不住笑了。普里戈将此解释为一个受欢迎的信号，表明她的15人员工团队并不觉得她令人生畏。但另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却感到震惊。

性健康业务Unbound的首席执行官、 34岁的波莉·罗德里格斯(Polly Rodriguez)说：“当我刚入职场时，我是不会给我老板指派任务的。Z世代这样做起来则毫不犹豫。”

“这些是政治的番茄”

有没有人担心这些孩子？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我们不同，更爱发手机消息，穿的衣服也不对，怎么还在发消息。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放下手机？

研究人员将此称为“现在的孩子”(kids these days)效应——并注意到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一个机构的心理学家科特·鲁道夫(Cort Rudolph)说：“人们会抱怨比他们年轻的人，这很正常，这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

每一代新人都被营销人员命名，被职场顾问们编入指南，推销如何管理这些神秘年轻人的技巧，都可能被上代人视为空前自我中心。先是“我”的一代，然后是“我、我、我”的一代。

不过，许多管理者认为，忽视年轻员工和不那么年轻的员工之间的差距是不可取的。它影响招聘，影响营销。在过去的一年里，它塑造了企业应对一个动荡国家的方式。

2020年6月，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美国企业界的Slack频道也面临着自己的清算形式。对罗德里格斯来说，这是从周六早上的一个电话开始的。

几十年来，企业在办公室内外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上基本上保持沉默，对许多企业领导人来说，这一次的纠正是可喜的。但一些管理者也在努力平衡员工对政治参与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品牌适当行为的看法。

“跟上了年纪的人聊天，他们会说，‘伙计，我们卖的是番茄酱，不是政治，’”肯尼迪说。他是B认证公司Plant People的联合创始人。“然后，年轻人会说，‘这些是政治的番茄。这是政治的番茄酱。’”

很多人也意识到，一个错误举动可能会引发强烈反应，或招致员工抗议：“一些年轻的前员工更愿意彻底断绝关系，”罗德里格斯说。“在我看来，这是目光短浅的。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社会影响力，但却打击一个可以继续在专业上帮助你的人，这值得吗？”

离开Bonobos的邓恩现在创办了一家社交媒体公司。他聘请了一名Z世代年轻人阅读他正在写的一本书的草稿，并指出其中可能有失敏感或带有刺激性的语言。一天之内，她在文件中留下了1100条评论。邓恩也开始尝试在办公室里注意自己的性别语言——不再用“伙计们”，而是用“人们”，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大家”。

“我想，‘还是说“大家”吧，’虽然我是伊利诺斯人，”邓恩说。“我在六月节解放黑人纪念日那天觉醒了，当时有人说，‘嘿，我们放假吗？我说，‘哦，我们当然放假。’但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邓恩来说，这提醒他自己是多么依赖他最年轻的员工。他对千禧一代很熟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了解Z世代的所有感受。

他意识到知识能帮他保持盈利。刚入职的员工可能会责备他，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同龄人喜欢什么。“你应该接近他们的文化，”邓恩说。

在许多企业，Z世代的员工被赋予更多空间来推动内部文化。42岁的埃米莉·弗莱彻(Emily Fletcher)经营着奇瓦冥想(Ziva Meditation)公司，她注意到，在公司的静修活动中，资历较低的员工更愿意拓展职业对话的边界。

当员工们参加一项被她称为“痛苦奖”的活动时，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大家围坐在篝火旁，分享自己去年遭受的痛苦，伴随着老套的颁奖典礼背景乐，试图胜过对方。弗莱彻说，Z世代讲述伴侣出轨或独自隔离的孤独感，显得更加脆弱。

“他们赞美人类的情感，他们心里没有关于企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过时框架，”弗莱彻说，

她补充说，自从公司最年长的那位48岁的员工离开后，她的公司文化变得更加放松了。“现在每个人都觉得稍微怪异一点是安全的。”

正如千禧一代在工作场所的崛起所表明的，一代人的怪异行为很快就会成为新的常态。

“我认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Z世代的顾问艾哈迈德说。“我是否认为我们已经控制了权力？不。但我们正在挑战极限。”

至于他，他确认“笑出眼泪”的表情已经过时了：“这是一个嘲讽的表情，很俗气。我一般只会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