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与“临时婚姻”并存,最短婚姻只有1小时,保守与开放,哪个才是真实的伊朗(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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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新闻有点多。
有朝堂的纵横捭阖:伊朗用16年时间,终于加入上合组织;疫情解封,领导人第一站就去往中东,参加了一系列峰会;也有小民的喜闻乐见:持续一个多月的世界杯,让卡塔尔小王子的头巾、“中东甄嬛”的硬核故事火遍全网。
当然,一片歌舞升平中也偶有些不和谐的画面:
那个在观众席上,因为伊朗男足拒唱国歌,泪流满面的伊朗女性。
对她们,国人的观感,有美丽且神秘的一面,一如金庸老爷子笔下的波斯圣女小昭,但更多的是矛盾和不解:
顶着一夫多妻的屈辱,却享受着临时婚姻的便利;戴着保守的头巾,却飙着流利的英语;没有头巾自由,却有抗议游行的自由......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伊朗?
01 一夫多妻和临时婚姻并存
“去伊朗吧,你可以娶4个妻子。”
被婚房压迫的喘不过气来的男同胞们,一度在互联网上口嗨这个传说中极度男尊女卑的国度,但,同是穆斯林,同是产油国,真正富得流油,能娶的起4个妻子的,只有头戴一块饺子皮的逊尼派王子王孙。
头顶一块大圆盘的什叶派普通伊朗男性,莫说同时养活好几个小家庭,很多连娶一个妻子的彩礼钱都支付不起,这是怎么回事呢?
伊朗人的彩礼,不是像我们那样的口头约定,而是男女双方按照伊斯兰教法,在结婚前签订一份正式合同,上面写明女方父母要求的彩礼金额,有法律效力的。
彩礼的支付时间,可以是结婚前,也可以暂时挂在账上,作为婚后与男方斡旋的手段:如果男方单方面提出离婚,或者做出出轨、家暴等有损女方权益的行为,女方可以要求其支付彩礼,若给不出,男方就要面临牢狱之灾。
彩礼的结算方式一般为伊玛目金币,数量为女方出生的波斯年历,比如一个女孩公历1990年出生,其波斯年历为1369年,彩礼即为1369枚金币。
金币作为硬通货,大家懂得,社会越是动荡,其价值越是坚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伊朗近年经济持续恶化,官方货币一贬再贬,时至今日,1金币已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1369枚金币相当于人民币273万。
贵的太离谱,政府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在法律的层面做出规定,女方父母提出的彩礼价格须和男方的经济水平匹配,一般不得超过100个金币(21万人民币)。
21万人民币,之于伊朗年轻人约400美元一月的平均工资,那也是妥妥的天价,普通伊朗男性也大呼“结不起婚”。
但结不起婚,不代表没有亲密关系的需求。
而根据伊斯兰教义,男女朋友关系是不被认可的,未婚情侣在街上牵手会被宗教警察处以罚款,严重的还会遭到逮捕,婚前及婚外性行为则上升到犯罪程度,会遭到鞭刑,通奸的话会被施以石刑处死。
怎么办?人性想战胜教义,很多时候得用魔法打败魔法,正式婚姻之外,什叶派穆斯林其实还承认一种临时婚姻制度(Sigheh)。
不用像正式婚姻那样约定天价彩礼,只需给女方一笔少量的费用,大约一年1至2枚金币即可;男女双方可自行商议婚姻期限,有效期可以是几天、几个月,也可以是几年、几十年,最短可以只有1小时。
就像临时车牌那样,你只要拿到,就可以上路,做世俗化国家情侣可以做的一切事情:
两情相悦的小年轻,可以正大光明的牵手、旅行、住同一个房间;思想开放的女大学生,因为有个临时丈夫做书面授权,可以外出就业,留学深造;离婚或丧偶的苦命女子,有机会向别的男性寻求经济庇护和精神支持;甚至可以就这样生儿育女,直到生命的尽头。
听起来很轻松、自由、很个性解放,对不对?但当我们来抽丝剥茧这份合约的细节:
首先,女方必须单身,若是处女,一般需要女方监护人的许可;男方可以是单身,也可以不是,若不是,只要得到其正式妻子的同意,便可与其他女子临时结婚。
其次,女性无合法身份,分享、继承丈夫的财产也就无从说起;除非两人在合同中约定“给予女方提出离婚的权利”,否则只有男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男女双方在终止合同后,男性可以随意再次缔结临时婚姻,女性则必须等待至少两个月经期,以确定是否怀孕,才能再次缔结别的婚姻关系。
第三,参照伊朗正式婚姻破裂的相关处置,临时婚姻生下的孩子自动归属于男方,在七岁以前,可以跟着母亲,但七岁后,要和父亲一起生活。
最后结合可以短至一个小时的临时婚姻期限,你很难不将其与卖淫、性服务等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你很难不为身处其中的伊朗女性的命运捏一把汗!
所以,综合起来,腐朽的一夫多妻于并没有给伊朗男性多少好处,“开明”的临时婚姻却把伊朗女性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02 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婚姻,从本质上讲属于一场价值交换,当正式婚姻需要靠一笔不菲的彩礼去维持平衡,当临时婚姻被别有用心的人演变成合法性交易,我们不难看出,除了性,伊朗女性在婚姻这场价值交换中并没有更多的筹码为自己议价。
她们是不是和旧中国的女性一样,受教育水平太低,没办法广泛参与社会有偿劳动,所以才在婚姻里活的如此卑微?
答案是,也不是。
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伊朗现代化改革的起点,上世纪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开启过著名的白色革命,推行《家庭保护法》,部分伊朗女性因此有机会走出家门,学习,工作,自由之路由此开启。
但和大清朝当年搞“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一样,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果后来大都被上层社会占有,能走出家门的女性,大都集中在首都德黑兰的精英家庭,在更广阔的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不足35%。
底层女性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存状态愈加恶化,所以纷纷戴上头巾,和亲社会主义的左翼阵线以及自由主义阵线并肩战斗,用18个月推翻了装备精良的巴列维王朝。
但在接下来4年的权力斗争中,他们败给了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教士集团,此后,伊朗开始实行神权统治。而教士集团是伊朗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将教育本身看作一种优良品质,所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免费、普及的初等教育。
在具体实施上,学校根据性别将学生分离教学,正因如此,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保守家庭也乐意将女儿送入学校,截止2015年,伊朗女性接受中等教育比例高达97%。
和发达国家类似,伊朗女孩在青少年阶段学习表现得更勤奋,考试成绩更优异,使得女孩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分数更高,到2008年,伊朗录取了43.7万名大学生,其中高达64%为女性,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第一梯队。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离开大学,进入劳动力市场,广泛任职于教育、神职、私营经济、医疗卫生、公务员等系统,时至今日,有超过一半的伊朗教师为女性,在相对开放的鲁哈尼任上还选出过3位女性副总统,在很多领域伊朗女性都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不可否认,在伊斯兰教法体系下,伊朗女性要出门工作,需要得到父亲或丈夫的许可,这一步在保守地区是很难走通的。
另外还有女性的工资是男性的一半,死亡获得的赔偿也是男子的一半,很多雇主还不给女性签长期劳动合同等等,都是体系性的不公,和我们国家“女性能顶半边天”的状态的确有不小的差距。
而教育之外,就业水平更多由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景气程度决定。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不久,就陷入两伊战争的泥潭,8年,35万男子战死沙场,政府因此大力鼓励多生孩子,1988-1998十年间,其人口增长了1000多万,经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
但当这1000多万孩子接受完良好的教育,该参加工作了,时间来到新世纪10年代,西方国家不断加码对伊朗的封锁,导致其能源出口受阻,产业升级困难,2012-2022这10年间,伊朗人均GDP跌掉了2/3,年轻人失业率飙升到20%左右。
其中举全国之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据伊朗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失业人数达到95.7万人,失业率为13.6%,占总失业人口的4成。而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被母职惩罚的女性往往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女性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到了创记录的22.8%。
到这里,读者是否嗅到一剂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不过同样面对外部势力的绞杀,一路筚路蓝缕走到现在,经济基础更坚实、文化上更隐忍的我们太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伊朗年轻人则更倾向走上街头,借西方社会最关注的女性权益等议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03 头巾背后的暗潮涌动
比如,今年9月,库尔德女孩玛莎.阿米尼前往首都德黑兰探亲,期间因为戴头巾不符合标准,涉嫌违反伊朗头巾法,被道德警察拘留。几个小时后,阿米尼陷入昏迷,3天后,死在重症监护室。
此事引发大规模抗议,许多伊朗女性上街焚烧头巾,剪断头发,表示愤怒,要求废除头巾法案。
随后,女权先锋波伏娃的母国,法国的50多位女演员剪下头发拍视频以声援伊朗女性,美国《时代周刊》也将2022年度英雄颁发给伊朗女性。
在世界杯赛场上,伊朗足球队拒唱国歌,球迷们举起woman life freedom 的标语,以表达对伊朗正在进行的争取女性自由活动的支持。
重压之下,12月3日,伊朗当局终于让总检察长蒙塔泽里出面表态:“伊朗正在考虑修改头巾法,取缔道德警察,或出台相关法律界定道德警察的执法权限”。
此情此景,善良、单纯的国内网友无不对牺牲女孩深表同情,对伊朗女性觉醒后不屈的抗争致以敬意。
但,事件更多的细节大家可能有所不知:首先,总检察长其实在伊朗的政治架构里属于一个大概率说了不算的人,他的表态未必就管用;其次,原本出于维护女性权益的抗议游行,后来一步步演变为打砸抢烧的暴力恐怖事件,抗议者甚至跑去军事基地抢劫武器、烧毁军营。
是不是隐隐约约,有点政治博弈的味道?
一如40年前的伊朗女性,不顾巴列维王朝强制摘面纱的律令,勇敢地戴上头巾,走上街头,支持革命,后来却被宗教势力利用。
只不过40年前,戴头巾是自由的象征;40年后,不戴头巾成了自由的象征。
被强行赋予太多的政治意义,大家反而不去关注头巾这些年本身的变化。我们以为的伊朗女性的头巾,是块宽大的黑布罩在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
但其实这是伊朗的阿拉伯邻居,沙特等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对妇女的着装要求,在今天的伊朗街头,更多女性佩戴的是下图这种色彩绚丽,风格多样,很多时候已经演变成装饰品的头巾:
如此泾渭分明,除了什叶派和逊尼派尊崇不同的教法体系,前者本身更开放,更重要的原因,他们拥有不同的权力结构:
沙特等王族统治国家,王权与宗教合作,压制军队,王族富得流油,整个社会世俗化水平却非常低下;伊朗则是世俗政权与军队合作,压制宗教,虽然政教合一,宗教领袖是其最高领袖,但政府是民选政府,有其世俗的一面。
从字面制度上,伊朗的确非常保守,比如法律明文规定公共场合女性必须戴头巾,但执行的时候弹性极大,呈现了规定上是伊斯兰世界最严苛、实践中却又是最开放的奇葩局面。
并且这个弹性限度往往由世俗政权力量与宗教力量博弈水平决定,世俗政权力量强一点的时候,执法尺度就放的宽一点,宗教势力强一点的时候,执法尺度就收的紧一点。
最近头巾事件爆发一个大的背景是,政府换届,保守宗教势力抬头,今年开始推行比过去10年更严格的全包头巾法,民众对社会生活开历史倒车的担忧,以及对当局搞不好经济的失望,精准的被阿米尼的惨死引爆。
(浙外教授、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
如此复杂。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不过是回望伊朗历史转承起合的若干个瞬间,作为中国人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更容易理解自由之路的曲折,所以不会追波逐流用西方世界的流氓逻辑去框定她们。
只盼,同样有过前进后的退却,同样有过各方力量博弈后的左顾右盼,但最后选择了独立思考,自力更生,终于走出了自己的特色,终于走在世界前列的东方女性自由之路,能给尚在囹圄之中的伊朗女性多一点点的信心:
加油!勇敢的坚持下去,全世界姐妹终有一天会迎来自由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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