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之声:公投问题很简单,澳洲人的回答却很复杂(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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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阿巴坦杰洛(Ben Abbatangelo)对原住民议会之声的看法从勉强“支持”转变为了强硬“反对”。
他在谈到将于10月14日举行的全民公投时说:“这不是出于原住民的雄心......而是出于宪法保守派所能接受的。”
“那些偷走这片土地并从中直接获益的人,现在却要通过全民公投来考虑承认被他们偷走的人,这种想法简直是疯了。”
本是古奈库尔奈人(Gunaikurnai)和沃乔巴鲁克人(Wotjobaluk),也是位于达尔文的一位作家。我安排在北领地阿纳姆兰德(Arnhem Land)一年一度的伽马节(Garma Festival)上与他见面。在那里的一片支持声浪中,他是罕见的反对者。
十多年来,我一直来到伽马节,报道有关澳大利亚原住居民的政治辩论的起起落落。无数的联邦总理都曾到访这里,与古马特吉族(Gumatj)领袖、土地权先驱尤努平古(Yunupingu)交谈。今年是老人去世后的第一次伽马节。
在一片政治喧嚣声中,我想听听澳大利亚人对“原住民之声”的不同看法,了解自决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什么。
我问本,对于那些认为“原住民之声”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权利议程迈出第一步的人,他有什么看法。
“‘第一步?’对于235年的野蛮征服来说,多么平平无奇啊?”
“不是这样的,而我们没有时间了。”
本认为这次全民公投规模太小、速度太慢,而且会分散人们对原住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承认,而这些权利将是持续主权的基础。
他说,投反对票将是这个国家走向重生的一刻。
他说:“你知道,就像一场丛林大火,它将肆虐整片地方。但六个月后你再回到那片地方......你会看到绿意盎然。”
琼:为下一代投票
琼·奥斯卡(June Oscar)认为丛林大火的比喻很有趣,但她会投支持票。
“当然,丛林大火之后,国家确实会再生,”这位布努巴(Bunuba)女性说,“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很棒的机会,我们有能力现在就抓住它。”
琼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会正义专员,也是妇女和儿童问题的长期倡导者。
今年早些时候,她欢迎我到她位于西澳菲茨罗伊十字口(Fitzroy Crossing)的家中做客,当她让我对着她的土地说出我的名字时,她把水浇在我的头上。我聆听了她通过家族世代经历对国家的理解。
她说,走到全民公投这一步已经跋涉过一段旅程。
“这一呼吁是几十年来众多原住民领袖发出的,我们有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为此做出了贡献。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解决。”
琼希望,建立“原住民之声”能限制原住民被当作政治足球踢来踢去。
她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些问题中,每天都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儿童保护、青少年拘留、住房问题......让别人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做出这些决定不再能说得通了。”
但在这场辩论中,政治无处不在。
伊恩:公投将揭示我们是谁
作为“被偷走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中的一员,伊恩·哈姆(Ian Hamm)成年后一直致力于改革管理原住民生活的制度。
他将投支持票,并希望公投能表明“我们是一个正在成熟、进步的国家,我们正在接受自己的历史”。
这位约尔塔·约尔塔(Yorta Yorta)人是澳大利亚公司董事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ompany Directors)的董事,该协会是每年前往伽马节的众多企业团体之一。
1967 年,当澳大利亚国民在全民公投中以压倒性多数支持承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时,他还是个孩子。
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同胞将两次评判我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这对我们来说很沉重,但对澳大利亚其他国民来说,也是一件沉重的事情。
“如果澳大利亚原住民被完全接纳,想想我们能做出的贡献吧,不仅是我们自己,还有让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这不仅仅是缩小差距那么简单。”
他说,如果公投结果是否定的,也将传递出同样强有力的信息。
“这次公投不会改变我们是谁。它将揭示我们是谁。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在之后的那个周一都会变得不同了。”
在伽马节之后,我前往了西澳州。反对阵营团队声称西澳州已为拒绝“原住民之声”做好了准备,但事实远比此复杂得多。
西澳州将在公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获得全国多数票外,公投还需要六个州中的四个州投支持票才能通过。西澳也是澳大利亚最接近与原住民签署条约的地方。
布兰登:咨询小组可以发挥作用
2015 年,努加人(Noongar)与政府谈判,交出了他们的原住民产权,以换取资源和认可。通过一项为期12年、价值13亿澳元的交易,该协议换来了土地、使用权和经济发展。
布兰登·摩尔(Brendan Moore)曾是负责监督努加条约资金支付的公司主席,他是一名瓦德朱克人(Whadjuk)、尤伊德人(Yuid)和瓦丹迪·诺昂加尔人(Wardandi Nyoongar)。
“我相信仍有很多人对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感到悲伤,但是,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处。”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我们也是一个城市化的人口,另一种解决方案能让我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经济。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咨询小组......天并没有塌下来。”
布兰登认为,投支持票将是澳大利亚的和解时刻。
“是原住民要求这样做,而不是一个政党......这意味着原住民会立即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但也有人认为这会造成分裂。
托尼:“原住民之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
虽然托尼·西布鲁克(Tony Seabrook)承认一些原住民面临着挑战,但他还是坚定地投反对票。
“我们不需要以这种方式将其写入宪法,从而造成裂痕。你将会让很大一部分人现在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群体,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他说。
托尼在珀斯以东90公里处的约克(York)经营种植和畜牧业。
“我的孙子孙女已经是第八代了。我对我的这片土地有很深的感情。”
我问他,这片土地上是否有任何原住民遗址。
他回答说:“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表明这里过去某段时间曾有过原住民的存在。
“我绝对主张保护遗产,但这种神话中的大蛇和 waugal(努加人认可的一种蛇或彩虹蛇)的概念......当这种文化信仰影响到我作为农民需要做的事情时,我就开始有问题了。“
在担任西澳牧民和牧场主协会主席期间,托尼激烈反对西澳的一项新法案,该法案在 2020 年朱坎峡谷(Juukan Gorge)事件后寻求更好地保护原住民传统遗址。
在托尼的领导推动下, 2021年《原住民文化遗产法》(Aboriginal Cultural Heritage Act)在短短五周后就被废除了,这一事态也搅浑了“原住民之声”辩论。
我暗示说,托尼领导的协会可能已经在议会中拥有了类似于自己的声音,而全民公投将给原住民一个机会,让他们的声音像他的农业社区一样被听到。
他不同意。
“我不认为有人可以说没人在倾听。每个人都在倾听。联邦议会中有超过4%的议员是原住民。没有人不在倾听。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米娅:“原住民之声”是重要的第一步
米娅·戴维斯(Mia Davies)是中央小麦带(Central Wheatbelt)选区的国家党议员,也是西澳反对党成员。
她认为,《原住民文化遗产法》的出台给该州的“原住民之声”讨论带来了混乱。
她说:“从一开始,我就看到人们将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也非常努力地向政府表明这一点。”
“反对派认为,更新《文化遗产法》是正确的。《文化遗产法》是1972年制定的,它没有将原住民纳入有关保护原住民文化遗产的讨论中,”她说。
“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该法案很快就崩塌了,成为了避免如何出台政策的反面教材。
“我们在辩论中被称为种族主义者......这使得进行这些对话变得更加困难。”
米娅去年11月宣布她的团队将支持“原住民之声”,此前联邦国家党刚刚成为第一个反对“原住民之声”的主要政党。之后她下台了,州党支部也撤回了对她的支持。
她仍将投支持票,并相信这将促使政府和私营部门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我的论点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根本行不通。”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我认为,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
但在澳大利亚其他地方,还有更紧迫的问题。
加里:当地人最了解情况
位于新州西北部偏远地区的沃尔盖特(Walgett)是该州社会地位最弱势的城镇之一。
我长途跋涉来到那里,会见加米罗伊人(Gamileroi)加里·特林多尔(Garry Trindall)。他告诉我,40年前他顺着河流而下,从那时起这里就成了他的家。
我们在镇上的食物投放点交谈,他和妻子珍妮(Jenny)负责协调,以响应社区对新鲜食物的需求。
他说:“这不仅仅是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人]的事,也是所有人的事。
“我认为它让这个小镇——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向前发展了 10 年。”
加里是沃尔格特 穆迪帕吉(Murdi Paaki )工作组的主席,该工作党是穆迪帕吉地区议会的地方分支机构,而穆迪帕吉地区议会是代表新州西部广大地区原住民的最高机构。
我要问的是,这与“原住民之声”有什么联系?
“这是最糟糕的事情,丹,”他回答道。“他们试图给我们施加一些东西,却不告诉我们会是什么。”
“我不会支持那些住在悉尼的人为我和我的家人做决定。”
但我说,“原住民之声”难道不能帮助当地问题被倾听到吗?
他回答说:“是的,没错......但你的‘原住民之声’怎么样要看代表你的人怎么样。
“我是主席,但我不会在这个社区做任何事情,除非社区让我这么做。”
格蕾丝:对“原住民之声”持怀疑态度
格蕾丝·戈登(Grace Gordon)是新州社会处境最弱势的城镇布鲁尔瑞纳(Brewarrina)穆迪帕吉工作小组的主席。
这位恩根巴(Ngemba)妇女告诉我,有九个兄弟姐妹的她在这里的河边长大。
她说:“我们实际上都属于《原住民保护法》(Aboriginal Protection Act)的保护范围......直到 1969 年。”
在经历了家庭暴力之后,她在社会福利改革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来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妇女安全之家。
她说:“我们的妇女其实并不想,你知道,把她们的男人送进监狱......她们希望暴力能够消失。”
因此,为了保护妇女,她打破常规,无视规定允许尽可能多的妇女进入安全之家。
“如果我们需要带 十名妇女进来......我们会把她们带进来,她们会睡在地板上。”
格蕾丝说,决策者需要听到原住民的声音,但她对“原住民之声”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
她说:“我希望看到更多来自偏远社区的人参与到等级制度中来,如果你想这么称呼的话。”
我推进一步问,原住民议会之声不就是这样的机构吗?
她回答说:“嗯,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我仍然不认为这是我们眼中真正的议会之声。”
杰森:对“原住民之声”很纠结
在我环澳之旅遇到的所有人中,杰森·福特(Jason Ford)的情况最为特殊。
这位恩根巴人也参与了布鲁尔瑞纳的穆迪帕吉活动,经营着一家小企业,还开校车。
“不要害怕......会发生什么,”他谈到“原住民之声”时说。
“原住民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他们在这里生活了 六万年,从未征服过任何国家。”
不过,就个人而言,他处于一个困难境地。他支持支持票阵营,但他将投反对票。
他解释说:“我的长老指示我投反对票。”
我问他这是否很艰难。
“一旦我的长老告诉我什么,无论如何我都得尊重他们说的话。我不会对此提出疑问,”他说。
“这让我们的家族团体得以展示,你知道,我们仍然拥有恩根巴文化的延续性。”
我问,公投后的那一天你会有什么感受?
“我会同期那些努力工作、试图改善现状的人......如果公投没有通过,我会为他们感到难过;如果通过了,我会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我尊重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只希望这不会改变人们对待我们的方式,不会变得负面。我希望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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