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恶童”：未成年暴力犯罪者矫治实录（组图）

2023年4月，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在一次对未成年犯罪者进行心理辅导后，一个男孩的一句话，让贵阳市华夏心理咨询职业培训学校的心理咨询专家朱琳琳差点落泪。

他说：“老师，你对我们这么好，你是装的吗？”

那一刻，朱琳琳感到，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很少有人关注过他。

“如果你感觉到这一切是真的，那它就是真的。”她说。

她看到，这个男孩眼眶红了。

不久前，因为预谋作案、作案手段残忍、误导侦查等行为，邯郸三名初中生杀害同学事件引发社会轰动。2024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指出，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重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四川监狱也表态：社会对此类案件制裁必须严厉，以警示所有潜在犯罪者，不能将“未成年人保护法”误解为“免责法”。

近日，凤凰网对话了广东、湖南、贵州的五位在未成年犯罪者矫治一线的心理咨询专家和犯罪矫治专家，他们一致呼吁，在关注对凶手进行法律惩罚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他们如何一步步变成这样，如何对未成年暴力犯罪者进行矫治，以及如何提前有效干预，减少更多“恶童”的悲剧。

“毕竟这些孩子迟早要回到社会，回到我们身边，回到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广东省心理学会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卓生说。

捅穿其他孩子的肺：“我没去想，感觉不到。”

看到新闻，毕亚炜想起了自己亲历的两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审判。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和国际心理剧导演、训练师，十几年来，她一直在为湖南某地法院和检察院做未成年犯罪者的心理辅导。

其中有一个17岁的少年，因为不耐烦表弟不停敲门要糖吃，把表弟杀死抛尸，然后继续睡觉。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父亲在外地打工，出事后，他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看上去很苍老，和孩子也没什么交流。

另一个少年15岁，分别强奸了三个女孩。庭审时间很长，从早晨一直进行到下午，戴着手铐的少年当庭崩溃，表现出极为暴虐的一面，一直在咆哮。他的父亲情绪也极不稳定，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特征，心情好时对他很好，不好时把他吊在树上殴打。

陈卓生有30年罪犯矫正经验。他曾在一所监狱遇到一个刚满18岁的杀人犯，后者杀死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在此之前，后者预谋已久，买了刀，放在书包里很长时间。

那是中秋节晚上，陈卓生为监狱组织了“给被害人的一封信”活动。很多服刑人员在活动中痛哭流涕，深表后悔，而这个18岁的杀人犯回忆的则是杀害亲人的细节——捅了亲人30多刀，感觉“刀捅到他的骨头了”。

陈卓生记得，他读信时表情冷静，语气没有起伏。陈卓生了解到，这个杀人犯是被亲人爱的，但亲人期待过高，总强制他服从自己的意愿，积怨由此而来。

多位心理咨询专家和犯罪矫治专家都指出，未成年犯罪者，尤其涉及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等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身上常有一个共性：缺乏同理心和共情能力，缺少对生命的敬畏。他们普遍存在述情障碍，既无法辨认自己的情感，也无法辨认其他人的情感。

陈卓生曾问一个犯故意伤害罪的少年，你在人家背上捅一刀，肺都捅穿了，他哭泣，他求饶，你不知道他很痛苦吗？

“我没去想，感觉不到。”少年说。

“他在伤害或欺凌他人时，没把对方当成一个人，一个生命体，只是当成一个物件。”陈卓生说。

陈卓生指出，这种“我感觉不到”，往往是因为品行障碍伴情感冷漠特质。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中，品行障碍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受限的亲社会特征（limited prosocial emotions specifier）”。

根据DSM-5描述，伴情感冷漠特质的品行障碍患者以情感冷漠型人际关系模式为特征，表现为同情心受限，对他人的感受、期望和幸福不太关心。

贵阳市华夏心理咨询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周敏表示，邯郸事件中，但凡三个行凶少年里有一人有一丝同理心，“自己被他人霸凌时的痛苦无助体验被唤醒一点，或者有一个人有一点内疚，看不下去，下不了这个手，他都会喊算了算了，差不多了，咱们别搞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说了，他们就很可能终止。但可怕的是，三个人都没有”。

当一个少年了解法律，却不敬畏法律

朱琳琳曾在贵州省未管所带着60个未成年犯罪者做游戏。游戏规则是，两人一组玩石头剪刀布，赢家可以从“鸡蛋”变成“小鸡”，再变成“凤凰”，输家必须退回去，从“凤凰”变成“小鸡”，从“小鸡”变回“鸡蛋”。

她发现规则很难执行，输家会混到赢家队伍中去。三令五申，仍然如此。对比社会上玩这类游戏的孩子，未管所里不守规则的孩子更多一些。

“他们觉得，没事，我碰一下规则，逾越一下规则，只要不被惩罚，就可以不停地碰。”

陈卓生曾在看守所和一个未成年惯盗聊天。后者告诉他，自己每次偷东西都不带刀，因为一旦带刀，犯罪性质就会从盗窃转为抢劫，“如果只是偷东西，很快就能出来”。

在贵州省未管所，周敏曾对一个犯抢劫罪的少年做一对一心理辅导。少年11岁，父母离婚，他被爷爷奶奶抚养，但老人对他疏于管教，他就跟着一帮大一些的哥们混。他们最大的20岁，带他去盗窃，后来发展成带他去抢劫。

“他们知道未成年人可以轻判，就让年龄小的冲在前面。”周敏回忆。那次抢劫，一开始只有这个11岁的孩子拿着刀，他没抢成功，其他人继续抢，还捅伤了人。一群人最后都被抓获。

陈卓生强调，法律素质和法律知识是两件事。“现在很多普法教育只宣传法律知识，法律没有真正被这些孩子信仰，结果是他们有法律知识，但缺乏对法律的敬畏，甚至会去钻法律空子和漏洞。”

这样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潜在危害性就更大。“群体作案会更加冷酷和残暴，一些灭绝人性的行为因此产生。”周敏说。

十多年前，她曾在贵阳市中心的一个地下通道被未成年人抢走了包和七千多元现金。当时是晚上9点多，两个孩子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其中一个右手拿着刀。

“你们干什么？”周敏大声呵斥并把包往后拽。两个孩子往后退了一步。周敏顺势说：“这么小就不学好，怎么可以在这里抢劫？”

这时，另外十几个蹲在黑暗中的孩子起身了，把她围在中间，哦哦地大声起哄。有人在她面前手舞足蹈扰乱视线，另外两个孩子从背后过来，抢走了她的包。

“抢劫时，他们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大胆子，但当有人一起起哄助威甚至协作的时候，他们就胆大了。”那一次，周敏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犯罪的群体效应。

断崖式抛弃

邯郸事件的三名凶手都是留守儿童。

四川省监狱管理局课题组2023年发布统计文章指出，近20年来，青少年犯罪平均年龄从17岁降至13.9岁，其中16岁及以下占88.46%，低龄化趋势明显。

2020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等犯罪要负刑责。

隔代、单亲、留守，是四川监狱管理局上文有关未成年犯罪者背景的三个关键词。文中提及，63%的未成年犯父母长期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务工，12%的在成都务工，7%的在省内其他城市务工，“其未成年子女缺乏监管”。

“我接触的未成年犯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还有一些是父母在身边但疏于照顾的心理‘留守儿童’。”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专家咨询库专家、注册心理师钟亮红说。

她指出，留守儿童的心理创伤远远大于人们想象。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量出现的留守儿童，很多已为人父母、事业有成，“但创伤一直没有抹去”。她接待过很多这样的来访者，都是第一代留守儿童。

已满12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时，往往被送入专门学校。陈卓生曾与其他专家合作对专门学校学生进行“童年期创伤”调查，并与普通初中调查结果对比。调查问卷中列出五个童年期创伤因素：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

结果出乎意料。他们想象专门学校的孩子会遭遇更多躯体虐待、性虐待，但调查显示，这两方面专门学校和普通初中孩子差别不大，“而在情感虐待、情感忽视方面，他们和普通初中孩子差异非常显著”，陈卓生说，这说明“在养育孩子时，情感比大米饭更重要”。

毕亚炜给未成年犯罪者做心理咨询后，会让他们把自己的咨询感受写下来。很多人会写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话。“他们指的是，从来没有人能看到他们，理解他们。”

她注意到，这些未成年犯罪者的父母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不善言辞，“为生存已竭尽全力”，没有余力顾及其情感需求。实际负责养育的祖辈也一样。

人的情绪与情感，源于早期养育。在这方面，未成年犯罪者的父母往往做得不够。“婴儿非常需要妈妈，他哭了，可能是因为饿了，痛了，如果妈妈能听懂，及时回应他的需要，表达情感，他的情商就会高。”周敏说。但假如他叫了妈妈10次，妈妈只回应一次，久而久之，他就放弃了。缺乏回应的孩子，情绪、情感会发育不全。

周敏表示，这会导致他们的情绪反应和环境互动失调，无法辨别看到什么应该害怕，看到什么应该高兴，看到什么应该伤心和难过。

而如果在养育早期父母对孩子非常宠爱，后面却外出打工，祖辈又对孩子疏于照顾，留守的孩子就会面临巨大落差。

“我本来是被爱的，但突然之间，我被断崖式地抛弃了。这时，他的内心就会有怨恨，觉得一直有人欠我的，全世界都欠我的，就容易形成反社会人格。”周敏说。

他们也会更容易出现情感隔离。

“一个孩子在晚上想妈妈，但没人在意，他一个人哭，哭多了就不哭了，就对妈妈断了念想。求而不得，他就把自己的感受封闭掉了，对他来说，在当时当刻，这种情感隔离会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毕亚炜说，“但导致的结果是，他觉得我不被尊重也没什么不对，我被凌辱也感觉不到痛苦，那他同样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他就和别人隔离了。很多校园霸凌背后都有情感隔离。”

如果留守孩子不是被祖辈忽视，而是被过度溺爱，也会出问题。

周敏指出，这样的孩子会形成“我要星星你就得给我星星，要月亮你就得给我月亮”的心态。“长大之后，他就可能横行霸道，别人不依，他就用暴力去抢。”

因为养育不当，很多留守儿童攻击性很强，规则意识薄弱。农村有很多野猫野狗，有的孩子会踢它们，扯它们的尾巴，如果没人叫他们停下来，“他就会觉得这种攻击是可以的”，朱琳琳说。

“如果孩子在父母身边，犯3个错可能被抓住一次。而在爷爷奶奶身边，犯100个错可能才被抓住一次。而且老人可能也没什么惩罚，那他就觉得是可以的，做了就做了。”

不过，陈卓生强调，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家庭。他引用了一句话——鱼缸里的金鱼病了，跟鱼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鱼缸可能也有关系。“未成年人犯罪，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都有关系。”

将他们重新养育一遍

对未成年犯罪者进行心理矫治，最重要的或许就是打破情感隔离，唤醒他们沉睡的情绪、情感，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

这相当于将他们重新养育一遍。

起初他们会非常戒备。比如被问及最后悔的事，回答“全是台词，全是防御，他们知道我们想听什么”，周敏说。

但通过一些技巧，防御的壳可能被打破，他们的内心会袒露出来。

周敏曾问那个11岁抢劫的少年，你想家吗？他说，想。她问，你什么时候想家？你想家的时候想到些什么？他回忆起自己在家时，偶尔有人对自己好的情景。

她再问，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爸爸妈妈，或其他对你好的人，你会说什么，做什么？如果爸爸妈妈对你道歉，说对不起，当初忽略了你呢？

“当听到爸爸妈妈对他道歉时，他的眼泪一直往外涌，真的很悲伤。这其实就是在唤醒他内心的情感。如果能被唤醒，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可以挽救？”周敏说。

很多未成年犯罪者觉得自己不被任何人爱，朱琳琳的工作方式就是帮助他们寻找爱。

在未管所，朱琳琳让他们写出自己人生中享受到的第一份爱、人生中享受到的最多的爱。“我们还会引导他自爱，如果他自爱，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她会给他们播放两个相互镜映的小人的视频。左边小人是受害者，右边是加害者，左边的小人被伤害后，会镜映给右边的加害者小人，后者也会受到伤害，“让他们感到，伤害别人就是在伤害自己，甚至自己会伤得更重”。

朱琳琳在未管所开展“爱自己”活动时，会引导在场孩子写下自己的三个优点。其中一个14岁的强奸犯迟迟无法动笔。

“我不爱自己，也没人说过我有优点。他们总是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什么都不好。”他说。

朱琳琳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在自己的课上，他一直认真听讲，“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棒的优点，那就是尊重别人。谢谢你对我的尊重。”

她请其他孩子也来描述他的优点，并用便利贴写下来，有“勤奋”，有“认真”。拿到便利贴时，这个孩子眼里闪着泪水。

“初次跟一些孩子相遇时，感觉他们似乎没有情感需求。但当你用情感靠近他们，他会发现，自己也需要情感，它让他们感觉温暖。这个时候，他就会积极回应，而不是此前那种消极反社会的状态了。”朱琳琳说。

在技术上，解决情感忽视需要教他们建立“行为”与“情感”的连接。她问他们，如果有个人拿着刀站在你面前，你害不害怕？有的未成年犯会说，没感觉。“这时，我就说，你要害怕，你害怕了才会跑，才能保护你自己。”

她继续问，如果有人把你骂了一顿，打了一顿，你伤不伤心？回答可能也是没感觉。“这时，我就会说，你要伤心，你要难过，这样才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情绪，从而阻止他们再次打骂你。”

释放心中的愤怒

释放心里的委屈、愤怒等情绪，也是矫治的一个常见环节。毕亚炜表示，检察院的心理咨询中心会有宣泄室，对未成年犯罪者进行心理辅导时，根据评估，心理咨询师会适当引导他们戴上拳击手套打假人，给情绪一个出口。

“心理咨询就是在唤醒一个人的感受，让他懂得和尊重自己的感受，只要不做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事情，不违法，真实的感受都值得被尊重。如果一个孩子就是气父母对自己生而不养，这种感受也需要被聆听，被尊重。”毕亚炜说，“情绪宣泄是途径，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链接到生命中的‘爱’。”

她记得一个未成年犯罪者对她说，“从看守所出来的那一刻，我爸来接我，我以为他又会打我，但没有。他哭了。原来他还是在乎我的。”

不久前，她对一个未成年犯罪者进行心理辅导。男孩父母离异，父亲不给抚养费，母亲一个人打两份工养两个孩子。在引导中，男孩说，以前我专门跟妈妈对着干，现在我出了事，她请假来陪我，把一个月的全部两天假都用了，我很感动。妈妈则对他说对不起，说自己很少管他。两人抱头痛哭。

通过心理剧中的角色交换、镜观、未来景等元素进行心理辅导，也被证明是有效的矫正方式。

有一个未成年犯罪者是爷爷带大的，和爷爷感情很深，但爷爷已经去世了。毕亚炜引导他角色交换成爷爷。她问他：在你眼里，孙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扮演爷爷的孩子说，其实他还蛮懂事，也还蛮孝顺的。她问：爷爷，你看，孙子犯了错，你有什么要对他说的？

等男孩说完，她又让他把角色交换回来，“听”到爷爷对自己说的话，再对爷爷说话。男孩哭着说：“爷爷，我很想你。”

“这样，他就和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再次有了情感链接。”毕亚炜说。

另一个未成年犯罪者曾在校园伤害一个10岁小女孩。钟亮红和同事通过角色扮演、布景等方式再现了当时的情景。这个未成年犯罪者扮演受害小女孩，另一个人扮演他。

她问这个男孩，你看看对面那个人是谁，发生的事你还记得吗？他说，记得。接下来，发生过的伤害事件被演了出来。

“原来她这么痛苦的。”男孩被震撼了。此前，他一直觉得这件事没什么。他是留守儿童，父母即便回来，对待他也简单粗暴，动不动就甩耳光，父母之间也总是拳脚相加。

此后，钟亮红让他回到自己的角色，请别人扮演受害小女孩。这个男孩当场向小女孩道了歉：“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你能原谅我吗？”

有些防御感强的孩子不愿开口，钟亮红会让他们画画，再以隐喻的方式推进。比如一个孩子画了穷凶极恶者，画了弱小者，也画了太阳，她会让他进入太阳的角色。她会说，太阳，你是最无私的，你是给人生命的，刚才那个人在伤害别人，你看见了吗？你怎么看？

“当你赋予太阳意义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可以学习自己教育自己了。”

陈卓生会给未成年犯上情绪管理课程。“很多孩子做出坏事来，是不知不觉一点就燃，然后像自动导航一样就干下去了。要让一个人停止愤怒，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在愤怒。”他让他们觉察自己的情绪：如果发怒了，该如何处理？是不是只有这个方法？有没有其他选择？

他对他们进行正念训练。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十几岁的暴力少年也能平静下来。

还有辩证行为疗法，它会教他们如何忍耐痛苦、困难和不满，与它们共处。

一次，周敏去未管所做团体心理咨询，带去了一个佛教徒朋友。当时有十多个孩子，整个咨询过程中，这个佛教徒一句话没说，只是在最后紧紧拥抱了每一个孩子。

那一刻，在场所有人都流泪了，包括孩子，包括干警，也包括周敏自己。

“这样一个举动，比任何一句话更有效果。”回忆到这里，周敏再次哽咽。

全力以赴......明显不足

朱琳琳至今记得第一次进未管所进行心理矫治的场景。

那是七八年前的春天。外面的世界春暖花开，而这些未成年犯穿着囚服，身处高墙之内。

她也曾到监狱对成年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治，但未管所带给她的震撼大得多。“未成年犯不像成人犯那样有可怕、恐怖的感觉，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脸特别稚嫩，有着孩子的稚气。我的内心一下就被撞击了，觉得这些孩子有点可怜，但凡有人管一下，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

朱琳琳说，那一刻她很想去做一些事，阻止类似悲剧发生。

希望感，是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疗愈因素。

毕亚炜曾在庭审后，请一个抢手机的未成年犯罪者设想自己的未来。他17岁，父母在他10岁时离婚，爸爸外出打工，他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

毕亚炜让这个男孩闭上眼睛深呼吸，引导他到浅催眠状态，想象10年以后，他会在哪里，旁边还有谁。

他说，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他未来的孩子。

毕亚炜接着问，27岁的你回头来看，想要对犯了错的17岁的你说什么？

他说，我要好好改正，靠自己的双手去赚钱。

陈卓生介绍，广东河源市律师团体与河源专门学校启正学校合作，在该学校开设模拟法庭。学生们不但可以扮演受害人，还可以扮演法官、检察官、律师。

“这也是在给他们一个希望——在未来，你也可以做一个公正的人。”他说，有的孩子在参加模拟法庭活动半年后告诉律师，自己很仰慕他的职业，希望以后也能当律师。

“这时，他的内心已经有了对法律的情感。”陈卓生说。

十多年来，毕亚炜一直参与湖南某地检察院未成年保护中心的工作，每个涉罪少年都会得到专业心理咨询师一对一的心理辅导。检察院告诉她，这样做效果很好，“他们的重复犯罪率特别低”。目前，国内部分未管所、检察院和法院都在以政府采购的形式，为未成年犯罪者提供心理健康辅导服务。

但并非每个未成年犯罪者都能得到心理矫治。专门学校可以提供心理矫治，但截至2022年，中国仍有9省未开设专门学校。相对于犯罪未成年人数量，目前提供矫治教育的学校数量和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因为专门学校欠缺强制措施，部分犯罪未成年人并不愿前往这里接受矫治。

此外，心理矫治也不能包治百病。“我是全国跑的，我觉得我们光做治疗，意义没那么大。”钟亮红坦承，矫治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除了要改变未成年犯罪者，还需要改变他们周遭的环境、身边的人。

“成人比成才更重要。现在的学校太重视成绩了，心理咨询室流于形式，很多心理老师没有能力胜任。”钟亮红觉得，生命教育不但要渗透到家庭教育中，也要渗透到学校教育中，让孩子懂得敬畏生命，尊重生命。

“这是生命的底层、治本的根源，不要等他出事了再告诉他。”

目前，毕亚炜还在给未成年犯罪者的家长做团体心理咨询，引导他们学会如何跟孩子沟通。“很多家长习惯了斥责孩子，但越斥责，他离你越远。还有家长不停对孩子唠叨我为你付出了多少，比如今天给你买了一箱苹果，你一定要吃完。但孩子根本不喜欢吃苹果，只想吃一根香蕉。他感觉到的不是爱，是痛苦。”

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在矫治专家们看来，是事前预防。

“在社会层面，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减少留守儿童——要让父母尽量把孩子带在身边。”毕亚炜说。

2023年，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为1550.56万——这个庞大群体中，也包括那3个邯郸未成年人。2024年的春天，他们犯下重罪，再次击中社会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