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佣眼中的香港：一个权利缩减却不敢发声的发达社会（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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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纸板箱被压平，成为临时野餐地毯。

卡拉OK麦克风噼里啪啦作响，零食在一双双手中传来传去。

休假日在香港中部的家庭佣工。(Reuters: Bobby Yip)

外籍家庭佣工通常过着隐形的生活，她们被限制在雇主位于香港的家中，但每周有一天，她们会在公共场所唱歌跳舞、分享野餐。

但并非所有香港工人都能享受到应有的休息日。

根据亚洲移民协调机构（AMCB）的一项调查，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有四万名工人没有休息日，约两万名工人每月只能休息一天。

对许多人来说，疫情是一次可怕的经历。

来自菲律宾的家佣哈泽尔（Hazel）感染了新冠病毒，她的雇主因此将她关在屋外。

她说：“我无家可归，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所以我决定呆在公园里，但我有点担心，因为天气太冷了。”

家政工人在每周工作六天的休息日在添马公园唱卡拉ok。(ABC News: Libby Hogan)

如今，在疫情过后，各工会表示，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如虐待、缺乏最多工时以及职业介绍所乱收费等，都需要得到解决。

但她们也担心，香港新出台的更加严格的国家安全法会使倡导劳动保护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不是奴隶”

香港有近40万名家佣，大部分是来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的妇女。

菲律宾人罗薇娜·博尔哈（Rowena Borja）说，她第一次被雇主不断辱骂的经历促使她站出来维护工人的权利。

“我们是工人，不是帮工，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机器，不是机器人或奴隶，我们也是人，”博尔哈说，她对“帮手”这个经常被用来描述从事她那一行人的标签提出了异议。

根据法律规定，家佣必须住在雇主家里。

许多印尼工人向工会报告说，她们被剥夺了一个法定休息日，或者被中介收费过高。(ABC News: Cordelia Brown)

但倡导者说，这使她们面临虐待、缺乏隐私和昼夜工作的风险。

博尔哈女士是亚洲家佣工会联合会（FADWU）的副主席，她说：“她们会面临虐待，例如，当工人想睡觉时，雇主突然在门口出现要求她们做一些吃的。”

亚洲移民协调机构（AMCB）的多洛雷斯·巴拉达雷斯（Dolores Balladares）强调了一名雇员的案例，这名雇员经常工作到凌晨两点，然后需要在早上六点为家人准备早餐。

巴拉达雷斯女士说：“这是现代奴役。”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工作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因为有各种指责，关于跳槽、要求增加工资、提供一些保护和正常的工作时间。”

不敢发声

香港一周前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法，针对的罪行包括叛国罪、窃取国家机密罪、间谍罪、破坏罪、煽动叛乱罪和外来干涉罪。

煽动叛乱罪的刑期从两年扩大到最高十年监禁，罪行包括与外国势力勾结。

批评人士指出，煽动叛乱有可能被用来压制言论自由，因此呼吁废除该法。

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的工人和工会表示，他们越来越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巴拉达雷斯女士说，举行集会甚至都变得很困难。

家政工人博尔哈在2017年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呼吁改善香港近40万家政工人的工作条件。(Supplied: Rowena Borja)

她所在的一个团体申请举行约300人参加的示威活动，但只批准了49人。

她说：“因此，我们必须分成几组，每组49人，这让我们很为难，举行这次集会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只专注于教育和一些传单。”

博尔哈补充说：“我们不能再举行集会了，我们很怀念那段时光，那是我们唯一能向政府发出声音的时候。”

香港女工协会去年也取消了国际妇女节当天的集会，尽管已经获得了警方的批准，但该协会表示，暴力风险太高，而且担心主要活动人士可能会被捕。

尼泊尔家政工人联盟的组织者萨拉·潘（Sarah Pun）是维权领袖中的一员，她说加入工会的人越来越少，她们不清楚这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没有时间。

家佣往往很难通过法院获得司法公正，因为她们被要求在两周后离开香港，即使她们的雇主违反了法律。(ABC News: Cordelia Brown)

但她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潘女士说：“我刚搬来[香港]的时候不懂规矩，完全是盲目的，工资也低，三个月后我瘦了十公斤，感觉非常虚弱。”去年九月，外籍家佣的最低月工资上涨了3%，达到每月4870港元（约合956澳元），但工人们对这一涨幅大加抨击。

巴拉达雷斯女士说：“还不够，这与我们要求的生活工资相去甚远。”

香港中部的人口贩运

家佣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支付给职业介绍所的费用。

外来务工人员通常会聘请中介来获得工作机会。

但有报道称，许多中介向她们收取了两倍的服务费，造成了过高的收费和剥削。

她们在原籍国先被一家中介收取费用，到香港后又被另一家中介再次收取费用。

有些人还被迫签署还款协议，有些人的护照被非法没收，直到她们还清债务为止。

博尔哈女士说：“我们发现，职业介绍所多收费用的现象非常非常严重。”

工人权利组织表示，最低工资增幅不足以覆盖日常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Supplied: United Filipinos in Hong Kong)

根据香港法律，中介费不得超过工人第一个月工资的10%。

但亚洲家佣工会联合会最近对工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90%以上的中介机构没有遵守法律规定。

香港劳工处表示，它认真对待对职业介绍所的投诉，并进行定期和突击检查。

一名发言人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为了加强对职业介绍所的监管，香港政府大幅提高了对向求职者多收费用的最高处罚，从罚款5万港币（约合9597澳元）提高到罚款35万港币（约合67,187澳元）和监禁三年。”

一些中介也被指控贩卖人口。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家佣、家佣联合工会（Union of United Domestic Workers）主席拉蒂·苏拉蒂（Ratih Surati）回忆了一起雇员被中介贩运到仓库的案件。

家政工人抱怨称，由于香港强制住宿的法律，她们缺乏隐私。一些工人表示，她们不得不睡在橱柜里、浴室或厨房的地板上。(ABC News: Cordelia Brown)

在“两周培训”的幌子下，她被迫无偿工作，而不是被安排到新雇主的住处。

受害者的姐姐联系了苏拉蒂女士，并向警方报了案，警方突击搜查了雇主的住所。

但香港劳工处表示，尽管这是苏拉蒂女士第二次举报该中介贩卖人口，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进行起诉。

“需要转变观念”

最近，由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视剧《外籍人士》（Expats）播出后，香港的贫富差距再次被置于镁光灯下。

在第五集中，视角从关注外籍人士玛格丽特（基德曼饰）和她在夜市失踪的儿子，转为关注她家的两名住家家佣埃西（Essie）和普里（Puri）。

观众看到了她们每日的坚韧和牺牲。

虽然对家佣作为香港重要贡献者的描述值得欢迎，但巴拉达雷斯女士说，要改变歧视、种族主义和二等公民待遇等问题，需要的不止是好莱坞。

《外籍人士》中的一幕，主角是埃西和普里。

巴拉达雷斯女士说：“[香港]之所以有这么多女性首席执行官，就是因为有了家庭佣工，她们就不用在家里干活了。

“我们正在提高她们收入的经济能力，但作为家佣，差距是非常大的。”

非政府组织“帮助家佣”的瑞秋·易（Rachel Yi）说，新冠疫情提高了香港人对这部分社会群体所面临挑战的认识。

易女士说：“我们看到大量捐款涌入”，她的组织为那些在疫情中无家可归的人设立了一个庇护所。

但她表示，只有进行系统性变革，才能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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