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学者看三中全会：加强党的领导与市场化方向背道而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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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本应在2023年秋季举行的中共中央二十届三中全会延迟大半年后，于本月15日在北京闭门召开。从中国各方媒体的舆论宣传来看，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

而此时，曾经多年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经济在内面对新冠疫情后的复苏乏力，在外又因复杂的大国角力国际形势而面对重重困难。在房地产业危机、青年就业困难、国内消费低迷、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出口不畅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不少人对这次按惯例主打经济议题，却姗姗来迟的三中全会出台新的振兴经济方案多有期待。

但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鹤凌教授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对这次各界瞩目的三中全会能否拿出有效的振兴经济药方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振兴需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中国政府当前一再、反复、日日强调的是要加强党的领导。

2024年7月15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门召开。中南海周边保安严密。 AP - Ng Han Guan

三中全会为何姗姗来迟?

法广：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按照惯例其实应该是在去年秋季召开，但一直拖到现在，延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三中全会一向也被认为是主攻经济议题的会议。而中国从新冠疫情解封之后，复苏就不太顺利。您觉得三中全会延迟召开的原因是什么？各界当然有不少猜测。 您的观点是什么？

史鹤凌：我们作为一个外面的人，实际上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延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只能从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做一个猜想。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近几年，特别是2022-2023年以后，中国经济形势一直非常不好，而且在不断走下坡路，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受到很大的冲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开三中全会就会比较困难。 因为三中全会实际上是要对前一段的经济形势做一个总结。但是中国的经济形势这么差，有什么可说呢？！所以我想这是（延迟）的一个原因。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的治理下，基本的格调是要唱响中国经济的光明面。如果没什么可唱的，他就推迟那个会议。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吧。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现在碰到了很多的麻烦。到底怎么来帮助中国经济解套呢？大家都知道，一个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消费、投资、和出口。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良好发展主要是靠出口，但中国现在在出口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仅仅出口美国遇到了困难，而且出口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现在也都遇到了关税挑战。怎么解决这么复杂的经济形势？要开三中全会，总得做一个大的方向上的政策变化吧？！但是，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府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应付全球这么复杂的一个经济环境。 那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的话，不如就把三中全会推迟。这是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可能涉及到一些人事调整，因为二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实际上都换人了。但这应该不是一个永久的人事安排，因为当时决定得比较仓促，是临时替换，特别是外交部长。所以，是不是应该在三中全会的时候做一个比较长久的换人计划？那么这就涉及到很多人事安排。我相信，在人事安排尘埃落定之前，（中国领导人）也不大好向大家交代：为什么原来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的落马？尽管已经说了很多很多，但是理由都不太令人信服，都是一些非常表面的（说辞）。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 要换成什么样的人 ?也是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三中全会推迟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政府现在宏观经济管理能力非常差

法广：事实上，自2022年底中国解除新冠封城措施之后，经济复苏一直不如预期。政府不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成效不大。这是因为这些措施不到位，或者说这些措施并没有对症下药，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呢？三中全会现在召开，还能再推出什么样的措施呢？

史鹤麟 :你说得很对。从2023年开始，实际上中国政府出台了好多好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涉及到投资这一面，也就是生产这一面，而没有涉及到消费这一面。我在很多场合实际上都讲过，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不足。为什么会消费不足呢？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对未来缺乏一定的信心。在没有信心的状况之下，怎么可能去消费？ 再加上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和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现在都面临很大的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相信没有一个消费者会提升他的消费。所以现在国内都是一种躺平，或者消费降级等诸如此类的状况。

原来中国政府是想靠出口来带动整个生产，因为生产出来以后在中国没有人消费的话，就希望通过出口，把这些产品是卖到国外去。但中国在出口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消费上不去，出口又不足以消化中国生产的那部分（产品），所以就形成了多余生产能力,叫excess capacity （产能过剩）。

怎么来消化这个多余的生产能力呢？靠金融方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也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着一个政策缺乏的状况，就是出台的这些政策激励力度太小，又没有针对性。

我一直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是非常差，非常差，根本没有对中国经济做一个很好的理解，和根据中国经济情况，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所以好多人会对这次三中全会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三中全会能出台一些更针对中国经济现状的一些比较好的、强有力的措施。

 但是，从15日开幕的三中全会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这一次三中全会是不可能出台针对中国的现在经济情况的、而且是有效的、有利的政策，因为第一天开会，包括在这之前的一系列舆论，都在强调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一切（听从）党的领导……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把经济放在这次三中全会的主旋律上，基本上还是强调党的领导。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要靠市场经济，党的领导与市场经济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相信三中全会的（结论）跟很多人的期望会完全不一样，或者是会让很多人非常失望。根本不可能让中国经济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只会往后退而不会朝前走。 所以我个人对这次三中全会不抱任何的希望。

中国政府理解的改革与以市场化为主体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法广： 您提到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要素，其实是要走市场经济这条道路。但是中国近几年政策给人感觉是，相对于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在朝反方向走。而围绕这次三中全会官方舆论造势时，讲的是要聚焦深度（深化）改革。您觉得这里的所谓深度改革会是什么呢？它会体现到哪些方面呢？还是说这次三中全会实际上聚焦的还是政治问题，对经济其实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有效的措施出台？

史鹤凌：因为三中全会刚刚开始，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也不能非常100%的肯定说：这一次三中全会不会提出任何新的经济政策。但是，从三中全会之前所透露的信息来看，所谓的深度改革或者深化改革，根本就没有朝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是朝市场化方向发展的话，就根本不需要讲什么“深度“改革，只要说会引领中国朝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不就行了吗？！

现在的中国情况是，任何什么样的改变都称为改革。我觉得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整个政治环境，可能还没有理解透，于是，一听改革就比较兴奋，就觉得中国会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那种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不是！因为这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或者政府，基本上把什么东西改变，都称为改革。但很明显的，现在做任何改变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都是以这个为起点的。

我刚刚讲过，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跟市场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要听到说要深度改革，加强改革就觉得非常的兴奋，或者有所期待。我相信，中国政府理解的改革和我们之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以市场化为主体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新质生产力？集中投资高科技可能造成严重浪费

法广：中国领导人在中共二十大之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还有”新质生产力“。这个新质生产力和他以前提出产业升级不是同一个意思吗？现在的新质生产力是不是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新的振奋呢？而且现在的国际形势，现在尤其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面对一个围堵的局面……

史鹤凌：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实际上跟产业升级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是又新创了一个词而已，而且，新质生产力，就是你刚刚讲的，特别强调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发展当中的作用。但是，说实在的，这种对经济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因为高科技是会引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高科技在整体经济当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是很小的。

真正促进一个国家发展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柴米油盐酱醋，也就是人们的消费。说到底，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动力。光是一味的强调所谓的高科技，实际上会使中国的经济走入歧途。 

而且，你也刚刚提到，在高科技方面，实际上中国受到了很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 那么如果光是要把大量的投资投在高科技领域的话，你会发现，会有很大的浪费现象出现。因为高科技需要靠人员的交流，靠思想的碰撞。但中国现在是关起门来搞自己所谓的高科技。

我相信这里面涉及到的浪费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会使得中国的高科技领域投入很多，而产出很小，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提升所起的作用会非常少。所以我对所谓新质生产力，并不看好。

法广：在这个之前呢，舆论也一直关注，预期中国可能会把延迟多时的税制改革提上日程。税制改革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史鹤凌：很多外国媒体，比方说英国的《金融时报》，提到中国可能用消费税来替代一部分的增值税(value added tax)。如果学经济学的话，你就知道,消费税来替代增值税实际上对整个经济的作用很小，并没有从本质上来解决税收一些问题。

实际上，中国的税收问题主要是中央政府收了太多税，但是地方政府承担了太多的公共服务责任。这就造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现在负债累累。所以，地方政府债务一直成为中国的一个很大问题。所以实际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中央收的税，以更多的份额，合理地分配到地方，这是一个要解决的分税问题， 而不是对税制进行改革。

以消费税来替代增值税增值税，这只是对微观经济进行很小程度的微调，根本不会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分配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对此也不要有太大的希望，你会发现最后会不了了之。

史鹤凌先生认为，中共高层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议题上认知高度一致，那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他看不出政府的任何具体政策是在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他认为，只有走市场经济道路，才可能扭转中国经济现在非常被动的局面，但他目前并没有看到有这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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