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第三方事实查核机制走向瓦解？那些在中文社群做信息清道夫的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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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大选后一个月，Facebook推出第三方事实查核机制，至今涵盖逾百个地区。

8 年过去，经历再一次美国大选，特朗普二度当选。两个月后，这家已易名为Meta的科技巨擘无预警下宣布率先终止这种事实查核机制。

Meta将引进另一社交平台X（原名推特）的做法——社群笔记（communitiy notes），交由群众帐号为帖文添加附注补充资料。

新模式日后会否扩展至美国之外的其他地区，仍是未知之数。现时台湾及香港共有三间机构属Meta的事实查核第三方合作伙伴，BBC中文采访前线查核人员及传播学者，探索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中文资讯生态圈的影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退回“瓦解的原点”

一切似乎有迹可寻，外界认为与特朗普当选脱不了关系。

Meta总裁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亲赴海湖庄园与他见面，再向其就职基金捐款 100万美元。年初，Meta 高层换血，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的卡普兰（Joel Kaplan）接任全球事务主管。被视为特朗普好友的白大拿（Dana White）获委任加入董事会。一日后，Meta 宣布政策改动。

2025年1月7日，Meta 网站贴出以卡普兰名义发出的声明，附上扎克伯格发言影片。

声明公布多项政策改动，当中包括自美国地区开始取消第三方事实查核机制，改用社群笔记模式取代。Meta同时指，事实查核人员有政治偏见，这个机制演变成审查工具。

然而，四年前，扎克伯格曾形容这是“业界领先的事实查核计划”。一年前，计划查核内容范围由Facebook及Instagram，扩展至新产品 Threads。

图像来源，White House Photo 2019年9月19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扎克伯格。

陈慧敏回溯，机制在一定的社会脉络下诞生。“ 2016 年的大选里面，在反省假讯息跟资讯操弄，平台应该要有更多的社会责任跟治理的政策。”

第三方事实查核机制至今已扩展至全球逾百个地区，超过 80 间机构参与，至少涵盖 60 多种语言。陈慧敏来自其中一间合作机构，她在2019至2024年担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总编审。

“所谓的治理并不是侵犯言论自由，相反是在保护言论自由，”她解释，机制可以把有心操弄言论、散播假讯息的情况“点出来”。

根据这一机制，合作机构会在平台找出疯传、会造成影响的公开内容，单纯意见及政治人物的帖文和广告则不包括在内，查核后将其分为不同评级，如“不实”、“缺少背景资料”或“讽刺”等，再在帖文加上附有评级及查核报告的蓝色标签，曾经分享该内容的帐户亦会收到通知，系统会按照评级自动降低触及率。

“查核很辛苦，很像清道夫，很卑微，”她形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小，“希望在争论的时候可以有意见，但应惦记于事实来做讨论。”

陈慧敏说Meta这一波操作早有征兆，近年机制已停止扩编，似乎冻结资源，去年在大选前亦下架数据分析工具Crowdtangle，停掉查核“就是把16年以来建立的东西整个退回到瓦解的原点。”

网络巡视员做了什么？

台港两地至少有约九个事实查核项目，部分隶属于传媒机构或大学新闻院系，也有公民自发网络及非营利组织。现有三家机构属Meta合作伙伴，负责中文内容的查核工作，包括台湾事实查核中心、MyGoPen 及香港的事实查核实验室（Factcheck Lab）。

Meta明确表明无即时计划停止欧盟相关机制，BBC中文查询亚太地区的情况，发言人仅回复声明连结。

何立民（化名）在台港地区其中一间机构工作。他每日巡视社交平台，搜寻时事关键字，留意曾发布假讯息的帐号，遇到可疑讯息便查核搜证再写报告 。

查核题材追着大众关注热点走，涵盖国际议题如美国大选、俄乌战争，至在地的中港台政治，亦写过大众关注的健康及防诈骗资讯，还触及网络迷因和近年兴起的人工智能（AI）生成图象。

据他观察，失实资讯大多时伴随“大新闻”而来，会横跨各个平台流传。某种程度上，和Meta的合作是让查核机构拿一方社交平台的资源，查核多方的讯息。

他谈及以下案例。

2023年8月，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引起争议。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进食福岛海鲜推广，有网传讯息引用“日本媒体报导”，宣称他其后被送院治理，质疑排放核废水的安全。

何立民翻查日媒报导及首相行程，再透过逆向图片搜寻方式，确定网传的送院画面来自前任安倍晋三遇刺，与岸田无关，所谓的证据并无关连，足以判断网传消息错误。

他表示，讯息以不同版本呈现，包括文字、图片及影片，部分附有简体中文及中国网站水印。查核时会按图索骥追溯源头，也会在各个平台或搜寻引擎输入类似讯息，逐一排查相关内容的发布时间。

多份查核报告显示，这则讯息充斥网络，从中国网站网易、搜孤及知乎，到社交平台微博、快手及Facebook。何立民说得谨慎，源头不可以说“100%肯定是中国”，但当地平台确实在较早时间已开始散播这套说辞。

“我们本身的一些倾向会影响你是否相信这个资讯。”在何看来，讯息疯传结合了人们对政治及健康的关注。“可能有些人不喜欢日本政府，会较可能相信，觉得你活该，因为你吃福岛海鲜。他是否100%相信呢？我也不肯定，但可能会有一个幸灾乐祸的心态”。

他说，这同时也反映假讯息的惯常手法——利用“媒体报导”作为“证据”，“凭空说的话，会被人质疑他的creidibility”。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日本排放核废水引发争议，也出现了关于这一话题的假信息传播。这是亚太地区的第三方查核机构曾经关注的重点。

发挥影响力的路径

何立民记得有用户会在留言贴出报告澄清错误资讯，但他不敢妄言机制具体成效，“纯粹是我们没有数据去评价”。

查核报告的成效，有时候彰显在失实讯息重复流传的时候。

新冠肺炎爆发初期，网络曾有不实讯息指“世卫专家宣称武汉不是源头”，类似说法却在两年后被香港检控官引用，质疑网媒《立场新闻》的报导。有媒体后来以查核报告指出错处后，主控修正说法。

在查核机构工作的杨志凯（化名）也记得，新冠肺炎期间曾流传大量假讯息，诸如喝漂白水或者高粱酒可治病。Meta机制一度将这类资讯压下来。

图像来源，screen grab 原有的第三方事实查核机制下，这些专业机构被赋权给一些信息加上标识和查核结论。

2021年，Meta曾表示，有95%的用户遇到事实查核标签时，他们不会继续分享或参与该贴文讨论。其网页亦提及，Meta 曾访问看到标签的用户，有74%认为不实讯息标签的数量适当，或对更多标签持开放态度；有63%的人认为不实讯息标签的应用是公平的。

然而，即使身为合作伙伴，这些前线查核员甚至不知道有多少帐号获发通知及借此查看查核报告，亦不清楚系统演算法会降低多少错误讯息的流通率。过去他们一直要求 Meta 提供更多资料。

在陈慧敏眼中，标签还让查核工作发挥不太一样的影响力。因Meta机制同时容许发文者更正内容，查核机构审视后确定内容无误可调整评级、撤走标签。

曾有新闻机构发布假讯息，基于评级或影响专页触及率，对方会愿意修正报导，“错误的报导就不会一直留在那边”。

陈慧敏说，机制造就沟通，“这个贴假讯息的人不得不一起对话”，亦使他们变得更自律。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分析，Meta原有机制为专业查核机构带来收入，同时提供路径让查核被更多人看到，加强传播范围，影响被查核者，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

不过，同时在事实查核实验室担任义务编辑的他提醒，影响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背后原因更令人难过。

“愿意真的去看一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的人，他本身已经是很有media literacy”，他说反过来看，“真正应该看到这些的人，他自己是不会来看这些讯息的，所以哪怕你就是在像在Facebook上标注出来的， 他可能也不信”。

社群投票新机制

Meta以社群笔记模式取代事实查核，对于未来应对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各人有不同的想象。

Meta仅形容运作类似 X，细节未明。

X的社群笔记要求用户须预先登记成为“贡献者”（Contributors），其后可针对不同帖文提交笔记，经其他“贡献者”评定为“有用”后，系统才会加上该笔记为附注。X并非以单纯的“有用”票数来决定是否显示笔记，系统会根据“贡献者”过去的投票纪录判断用户的观点，再视乎笔记是否已取得来自不同观点用家的共识。

何立民说，过去查核会参考留言，社群笔记可鼓励公众参与，但模式应该与查核“互补”，而不是“一换一”。杨志凯则比较担心，群众资讯素养不足，未必能自己查核真伪，中文网络生态亦容易受到水军影响。

类似产物在中文社群不是新鲜事，微博在2023年8月推出添加附注功能，优先开放给身份可信用户在帖文加上附注。

熟悉中国资讯生态的魏星分析，这种模式某程度上有积极意义，因不同背景的用户可弥补查核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但实际运作起来，一来担心附注有机会不准确，二来“它可能比较容易被武器化”。

他是中国事实查核项目“有据”的创办人，主要查核国际资讯。据其观察，微博会定期发布附注贡献值榜单，榜上很多用户会使用比较情绪化的语言，“把事实和情绪夹杂在一起”，“似乎没有营造一个更加理性的对话”。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合长陈忆宁在Facebook写道，“资讯的正确与否得靠每个user或是社群标注判断，这考验社会的成熟度”。陈同时是Meta另一机制、监察委员会（Meta Oversight Board）委员，负责处理被下架内容的上诉。

她认为，社群笔记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想法，但也非常可能发生”。

陈忆宁倾向乐观应对——因台湾民众已熟悉网络有“侧翼”为各政党讲话的模式，“对于什么东西是中国来，非常敏感，所以水军要发挥影响力不见得那么容易”；与此同时，她担心香港的状况，会否演变成“想讲真话不想讲”，遇到假讯息也不太敢去反驳。

方可成说，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要达到共识才能显示社群笔记，前题是系统要知道社会有怎样不同的看法。“我不觉得他愿意付出那么多的成本，去为每一个社会、每一个语境去调试他的算法。我觉得最可能的结果是中文世界里面不会太看到这种东西。”

强调共识的逻辑，在他看来也带着矛盾，“事实查核是一个专业，它可能不是民主投票，一台手术该怎么做，不是由全民投票决定”，方可成认为最好的方式也是把两者结合。

背黑锅的查核员

前线查核人员在意的，还有 Meta声明提及的针对他们的指控——偏见与审查，这将会影响大众怎样理解事实查核，甚至破坏这个圈子的公信力。

“声明没有提供任何数据去支持这回事。”何立民说。

Meta查核组织先要获得国际事实查核网络（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认证方能成为Meta合作伙伴。“假设我只查核特朗普，不查拜登”，何立民道，“其实它是无法通过IFCN的审核”。

杨志凯记得，过去关于台湾的查核内容“不管蓝的、绿的，两边都有”，也有“辟谣之后会对中国有利的讯息”，涵盖各种政治立场，不明白所谓的偏见何在。

Meta声明提及多项政策变改，甚至指出过去曾有内容或被错误移除。

然而，查核机构是第三方合作身份，本身并没有任何权限可移除帖文或删除帐号。

Meta 会基于其他内部政策包括《社群守则》等撤除违规内容，同时亦有人工智能技术及超过 15,000 名审查人员主动侦测和移除内容，但并不属于事实查核机制。

“常常会收到有民众写email来，说我们删了他的帐号，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杨志凯指，过往民众已经搞不清楚差别，现在只会加深他们的想法——“Fact Check在搞鬼”。

“整个Fact Check的世界在扛这种很奇怪的责任。”他慨叹道。

事实查核机构的末日？

对很多查核机构而言，Meta原有机制带来的不止于平台传播力量，还有实质的金钱支援。

陈慧敏想起一次参加业界高峰会的情况，有逾七成在场的亚太地区查核组表态：一旦 Meta撤掉资源会面临生存问题。

IFCN2023 年的报告指出，Meta 机制及补助是事实查核人员的最主要收入，137 间查核机构当中，有 87% 机构获相关收入，另有逾八成表示财政可持续性是最大挑战。据悉，有查核机构的营运经费逾半来自Meta。这些组织拿到的资源，除了应付日常查核，还会用于媒体素养教育工作。

取消事实查核机制，影响的并非只有机构营运本身，资讯生态圈亦会有失去原来针对失实资讯的制衡。

“更担心的是把大家一起往下拉，”陈慧敏反问，X和Meta也不做了，“那接下来其他平台呢，Google、YouTube、WhatsApp，还要做吗？”最终或者导致科技平台的监管责任“崩解”。

然而，方可成不讳言，这一套“诉诸道德的说法”在2016年虽曾为扎克伯格制造压力，但时至今日已经没什么约束力，“显然比起道德诉求来说，眼前的商业利益还是更紧要的。”

“仅仅去骂Zuckerberg可能是不够的，因为它确实就是一家商业公司。老板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方可成认为，要平台肩负责任还得靠“实在的法律”。

方说，现实反映了事实查核这种新闻产品的局限。

面对有机会停掉的查核机制，“可能对于一些机构来说，甚至是不得不关门的一个事情，但是对于整个生态的影响，如果说是觉得世界末日了，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早就是世界末日了。”

“它更多的只是提醒我们，现状其实蛮糟糕的——我们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去支持查核机构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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