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智库：中国扩大开放并非迫于贸易战压力（图）

北京时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发布公告称，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推出了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时，公告显示，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大部分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时间由2021年提前至2020年。 

此外，自2019年7月30日起，中国将施行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以及新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所谓的“负面清单”。新“负面清单”对于能源勘探、交通运输、新能源产业、通信电子产业、健康医药等产业的开放力度空前。 

面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僵持，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中国政府却在此时选择加速打开中国经济的大门。此举的背后，中国政府究竟在作何打算？是迫于美国的贸易战压力下的一种妥协？还是中国经济实力所致，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 

加大对外开放，取消金融、能源、科技产业等等关键领域的外商投资限制，对于中国经济又将意味着什么？这将是中国经济的一场危机，还是中国领导人正在借助美国“单边主义”盛行的契机，以加速中国经济再一次的飞跃？如果此前，还可以将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仅仅当做一种政治宣言，那么，当中国真的开始全速打开国门，邀请全世界加入时，一切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为此，多维新闻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智库——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教授，为你解读中国政府加速对外开放的“用意”。   

中国主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首先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其次也是考虑到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市场的发展的红利。中国目前正在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与世界经济进行良性互动，这是中国政府的方针和政策，而与中美贸易战无关。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

中国为何要加速对外开放？与中美贸易战有关吗？ 

多维：在6月份中国政府主动修改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大幅削减了“负面清单”，取消了对于一些关键领域的外资限制。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突然加速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需求很迫切吗？还是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的胁迫？ 

徐洪才：中国加速对外开放，谈不上急迫也谈不上胁迫。中国扩大开放是一定的，也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最近两年确实加快了。特别是2018年4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以来，中国提出四个方面的扩大开放政策，现在都只不过是在一件一件的落实。 

记者：您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会加速对外资开放与贸易战的压力无关吗？ 

徐洪才：中国加速对外开放与贸易战没有关系。中国是主动扩大开放的，而不是迫于某种压力才开放。无论从现在，还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都不是这个概念。中国现在加速开放，是因为中国具备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条件。实际上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时候，中国政府当时是有承诺的。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开放性经济，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加入WTO确实加快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与开放，中国在法律法规方面做出了上千条的修改，关税的水平也在逐步下降，加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也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的发挥，所以中国发展的步伐很快。 

换句话说，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国政府对“开放”效果的预期。现在中国的发展加快了，所以中国的开放也相应的加快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与贸易战没有关系。没有贸易战，中国也会加速对外开放。中国目前做的只不过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尤其在加工贸易方面，中国的应用成本比较低，大量的人口红利释放出来，所以世界各地都能买到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其中特别是美国的消费者受益匪浅，价廉物美的商品也有助于抑制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中国加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是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 

记者：在商品领域确实如此，但是在金融领域，中国政府还是比较谨慎的，一直在担心金融开放的风险性问题。然而，此次中国政府宣布将加速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在金融方面的开放需求很迫切吗？ 

徐洪才：金融开放方面，这是中国一直很担心的。在过去，如果中国金融业选择过快的开放确实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知的风险。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根本的不同了。中国的金融能力在过去近20年间已经大幅提高，现在中国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体系、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大大的提升，银行业的规模是世界第一，股票市场的规模是世界第二，债券市场是世界第三，这个规模在这里，跟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体量是相适应的。规模大了，抗风险能力也就强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1997年至1998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不足2000亿美元。而现在中国的外汇储是3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特别是中国的大型银行机构，从2004年、2005年以来，中国的大型银行机构、金融机构通过了一系列产权改革，已经走向了资本市场，成为上市公司。这些都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完成的，这个很重要。中国银行系统，尤其是大型银行已经完成了坏账冲销，公司治理优化，产权结构优化，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控机制。所以，公众可以看到，中国的银行系统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经受住了考验。 

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条件和能力。中国目前之所以要加速开放，是因为中国要加速打造高水准的开放性经济“新体制”。什么叫“高水平”，就是要将之前自由流动的开放，转变为更加规范和制度化的与国际接轨的资本流动。 

以开放促进改革

记者：您能具体一点讲吗？比如说，金融开放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能吸引更多境外资金？可是中国目前的资本总体上已经过剩了？ 

徐洪才：对，其实中国国内的资金也非常充裕，中国现在并不缺钱，但是中国缺少资金利用的效率。中国的金融业效率偏低、成本偏高，竞争力还不强。在金融机构方面，中国自身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还偏低。所以，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好好学习。 

记者：您是在讲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思路吗？ 

徐洪才：是的，有这个意思。中国政府通过扩大开放倒逼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创新。不光想改革也想创新，这个确实是中国政府主要考量的因素。 

原来中国改革总是讲“鲶鱼效应”，但是在金融领域却一直担心引进来的不是鲶鱼而是鲨鱼。所以，说老实话，之前中国政府对外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是有限制的。但是，也恰恰是中国过去的这种渐进式的金融开放，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金融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的规模太大了，有点风吹草动对外部的负面影响很大，所以中国一直说认真做好自己的事，这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一大贡献。 

但是，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已经足够强大了，中国不怕了，中国开始欢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享受国民待遇，进行公平竞争。 

记者：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后，就能解决“金融空转”“脱实向虚”的问题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好像自身都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中国向外资金融机构学什么？ 

徐洪才：应该说我们要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过去确实存在一定程度所谓“脱实向虚”的情况，就是说金融机构偏好于交易，相互之间的交易，在这方面做的最过分的也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到2008年9月份金融危机前那段时间，美国金融机构大搞资产证券化、资产泡沫化，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挣了大钱，但是结果却是使得美国经济“脱实相虚”。 

其实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稳健的，因为起步晚，华尔街已经玩过的东西，中国还没有开始玩。他们是搞过头了，我们是还没有搞。中国当然要吸取教训，不能够让悲剧重演，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资产证券化其实是有用的技术。它对于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是非常有效的，同时它提高了融资的效率，资金周转的速度上升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能搞过头，像抵押支持债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这些产品来说，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搞的。信贷违约掉期（CDS）那个东西就复杂了，衍生品的衍生品，已经搞了好多，我觉得那个就过头了，所以要把握好度。 

如何监管外资金融机构 

记者：那么如何监管外资金融机构？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强调的“穿透式”监管和“党管金融”的这套传统体系能够监管外资金融机构吗？

徐洪才：那是必须的，监管要与开放同步推进。所以中国政府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再管控风险的前提下，有步骤的推进金融创新，这个很重要。特别是资本帐户的开放，中国一直很小心。 

记者：您觉得管的住吗？因为我们看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金融对外开放的进程，没有几个国家能对金融风险进行成功监管。 

徐洪才：对，风险是无处不在的，无时无刻都是存在的。市场上有波动，这种波动是常态，每时每刻都发生的，这很正常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中国不要发生系统性的结构风险。中国也准备好了迎接风险，要提高市场参与者的素质，完善市场法制化水平。 

在党管金融方面，对于外资银行应该说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这里存在一些误解，其实中国的“党管金融”是一种不错的制度安排。我曾经跟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了解过，他们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中国金融机构有中共的系统管一管其实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儿？他们认为，这使得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加强了，一些人不敢乱来。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CEO）因为次贷业务亏损40亿美元而被迫引咎辞职，结果银行还要补贴他1亿美元让他走人。所以，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的治理其实有时也很荒唐。 

外资金融机构来到中国后，也有人愿意学习中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他们要主动设立中共党支部，你拦不住？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设立了中共党支部、工会组织以后，中国人的这一套管理经验很有效，这使得高管和员工的操作将更加规范、易于管理。 

此外，在“穿透式”监管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后，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国政府讲的是同等国民待遇，而不是“超国民待遇”。之前中国在引进外资时，采取了许多“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措施，导致现在有一些人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外资金融机构要与中国金融机构接受同等的法律监管。 

中国需要的是对等开放合作共享

记者：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但是外资金融机构会大量涌入吗？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在目前中美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向美国开放，美国不向中国开放怎么办？

徐洪才：是的，问题就在这里。美国不能老只对中国，他们要做自我批评，我曾经跟美国人讲了很多观点，他们老指责中国，这里要改革，那里要改革，我们也在听，他们讲的对，中国就改。但是美国也应该改革。美国总是正确的吗？不见得。 

目前，中国金融机构要去美国拿牌照，美国政府总是百般刁难，这个情况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是不正常的。美国本身也需要开放，不能将目光都盯着中国，希望中国这儿开放，那儿也开放。中国其实自己主动在许多领域已经完全开放了。但是，美国做的怎么样呢？开放，应该是对等的、公平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开放有可能最先来的是欧洲国家、亚洲国家。目前，英国就很有积极性，法国起步晚一点。但是，随着英国脱欧后，欧盟资本市场的重心重返巴黎。法国的合作意愿也在加强。法国加入后，“一带一路”在西亚北非地区的进展就将顺利许多。法国在那里影响比较大，中法可以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德国、卢森堡又是一个重要的合作方向，他们对中东欧市场的“影响”能力较强，在那一地区的合作其实潜力也很大。 

另外就是“一带一路”，坦率的说“一带一路”国家它的整个经济基础要弱一些，所以金融合作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我举几个例子，像阿斯塔纳、阿布达里、迪拜、科隆坡，甚至孟买、卡斯布兰卡，这些都是发展潜力。还有亚太地区，比如说日本的东京也好，新加坡也好、澳大利亚的悉尼也好，甚至是中国的台湾，我觉得都有一定的合作潜力。 

记者：按照您的说法，中国在有意搭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资本合作框架？ 

徐洪才：中国主导世界经济我觉得还为时尚早，远远没到这一步，中国希望谋求一个平等合作、互利共盈的目标。“一带一路”的框架其实是个开放性的，它不是强制性的，它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按照，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讲，中国对外开放是方便世界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不是要主导什么，而是要平等、共享。我们不仅要从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对外开放，更应该从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心胸，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愿意大家搭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是这样想的，但是目前各个国家的认识不一样，他们对中国发展的势头认识还不够，甚至还一些误解和偏差。这是他自身的问题。 

据我所知，多年来像韩国、日本工商界积极性很高的，包括澳大利亚的工商界积极性很高，甚至美国华尔街的企业家、金融机构都有积极性的。只不过在美国的学界还有政界、政客中间的认知有很大的偏差。不过没关系，这需要时间，大家可以走一步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