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专家：被“中国速度”掩盖的真问题（组图）

虽然人与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关系，但鲜有人会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在促进城市的繁荣？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了什么？人与城市的本质关系为何？在不断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北京时间11月8日，由安邦智库主办的“中国POD城市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多年来，安邦智库一直在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城市的发展理念与系统解决方案。2017年，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率先提出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理念，即行人优先的城市空间策略和发展策略。论坛前不久，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具体到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也面临着如何从器物到理念的“现代化”问题。 

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急速进行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多维新闻专访了来自中外的多位专家、学者，由他们来解开中国城市化的“密码”。本篇访谈对象为丹妮拉（Daniela Holt Voith）与理查德（Richard P.Voith）。丹妮拉是可持续发展规划、城市规划以及建筑设计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曾参与美国费城城市更新工作。理查德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交通管理局（SEPTA）董事会成员，房地产经济学、交通运输等领域知名专家。从他们的视角解读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理查德（Richard P.Voith）认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应建立容纳多方声音的机制。（多维新闻）

记者：提到中国的城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近些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尤其是成都、杭州等新兴城市迅速崛起跻身成为准一线城市。以率先完成城市化的西方作为样本，中国过去这么多年超快速度的城市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什么？

理查德：西方的城市化发展其实并不具有普适性，从全球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来看，比较普遍的一点在于，城市化发展意味着，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以及越来越多人往城市聚集，这在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都一样。此外，包括中国在内，城市化越成功的城市，房价越高，由此带来了巨大挑战。另外，城市拥挤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问题，这在城市的发展中还会带来其他问题。

美国的很多城市都非常发达，但在1950年到1990年这四十年中却在逐渐走下坡路，有些城市损失了近一半的人口，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很多基础设施，包括密集的高速公路系统，这保障了城市的运行效率。

丹妮拉：作为一个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我更倾向于从如何让城市更宜居、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更健康舒适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城市居民往往被过长的通勤时间困扰，这是因为，为了减少租房成本，他们租住的地方距离工作的地方较远，于是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通勤上，我经常看到人们在通勤的过程中全程玩手机度日。这并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通勤时间挤压了人们用来健身和陪伴家人的休闲时间。

所以，应该思考如何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缩短通勤时长，并且让居住空间更为宜人。围绕城市中心，建设能让普通上班族负担得起的居住空间则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开发具有复合功能的建筑基础设施，在这一方面中国有许多不错的案例。总而言之，让居住、工作、健身、娱乐预计购物分布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是服务于社区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

丹妮拉（Daniela Holt Voith）呼吁在城市生活中增强居民的关联感。（多维新闻）

记者：中国刚结束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其中，现代化这个概念尤其被重视，从城市化的角度如何理解现代化的内涵？怎样的城市才真正够得上“现代化”？

丹妮拉：每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地理环境并不相同。在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各种基础设施配置在合理的距离内。要建造一个美丽而宜居的城市，就要求在城市规划之初，把这一想法考虑进来。

我经常思考的一点是，一座宜居的城市应该是行人走在路上也可以有很多值得欣赏的景色。我来自费城，这些问题曾经也困扰着费城，当初城市设计主要以方便车辆为导向。虽然城市的空间很大，但很多都被设计为停车场，行人路过的时候会觉得十分无聊，这样的城市中心让人十分困扰。所以，城市规划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应该是，城市的建筑应当更多的为人服务而不是车辆。

理查德：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政府要确保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提供足够的包容性。当政府试图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时，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好处和价值。同样以停车场为例，美国的停车场十分密集，随着人口的增加，停车场的空间渐渐被挤压，但美国的大街上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挤问题。于是，停车场空间的下降又开始困扰那些习惯车辆出行的居民，所以，必须要建立一个将各方声音汇聚到一起的机制。

记者：安邦创始人陈功先生所提出的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理念，即行人优先的城市空间策略和发展策略。归纳起来，这一理念有三个关键词，也就是人、空间、发展。结合你的经验，如何理解这三个关键词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应用？

理查德：要把这个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发展中，其实是可能的。事物发展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力量在推动，代表着各方利益。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土地所有者总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需要通勤的上班族又有完全不一样的诉求。所以，需要创造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环境，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考虑进来。在POD的发展理念中，并不意味着城市越小越好，城市的基础设施、出行服务可以很复杂很密集，但最重要的是当行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人文关怀的气息，不会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无聊的地方。

丹妮拉: 我想提的一点是重写区域规划（rewriting of the zoning code），所谓规划就是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地方。以费城为例，我们在规划费城的时候，尽一切可能靠近POD理念，其中就包括使得开发者能更便利的完成任务，让他们在推动工程的时候能较为容易获得许可证。其实在很多地方，这个过程都比较复杂，甚至有些困难，偏政治化。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规划完成之后的第一步就是做成地图，转变旧的规则思路，但仅仅实现地图化还不够，到落地之前中间还牵涉了很多政治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调整区域的边界问题。所以这既是一个城市规划的过程，也与政治有很大关系。

记者：从城市规划到真正实施的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超出了设计的范围，需要考虑政治的影响，其实也与各方利益有关，那如何在推动的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与居住舒适度的关系？

丹妮拉：在美国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房产持有者都会有发声欲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经常与邻居一起组成单位并注册成为对政治有影响力的团体，

而新的区域规划也与这些居民有着紧密关系，他们会极力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这就导致过程变得十分复杂，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区域规划，可能需要10年才能转换成地图，并继续往下推进。

理查德：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按照现在的速度，或许可以在三到五年内建造一个费城。而且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也十分之大，能容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所以，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一种更包容的态度建立城市，这也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因为人们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从长期来看，城市治理需要一个容纳各方声音的机制。

记者：每个城市的底蕴和基础并不相同，但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城市，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会遇到“大城市病”等问题，“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困难、物价过高”等等都是困扰城市居民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大城市病，有没有一套有效的机制和办法应对？

理查德：城市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高的中产阶级，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表现在城市越发达，城市居民的通勤时长就变得越来越长，同时还有拥堵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反思这个过程，陈功提出的POD原则十分重要，从整体而言需要思考如何创造一个好的大环境，中国投入了如此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在不遗余力的建设城市环境，所以，需要开发具备复合功能的区域，尽可能缩短通勤时长。

丹妮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确保生活在大的社会框架之下的城市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区。这些社区无论是由邻居组成还是以诸如舞蹈、哲学、音乐等兴趣为基础形成的社区，都可以让人们与自己生活的地方产生关联感。城市空间可以支持这些社区的建立，提供让人们走到一起的机会。

记者：从你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的观察来看，你认为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丹妮拉：两年前我受邀到深圳参加一个活动，印象最深的是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在被改建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最主要在于，务工者能否找到可以负担得起的住房问题。在美国，人们几乎可以选择居住在任何地方，当然我知道中国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因此，在更理想的居住地和人力资源丰富的地区会产生分层。人们为了生存聚集到城市之中，比之于城市规划，这更像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因为城中村居住环境恶劣且拥挤，要对此进行拆除取缔之前，应该提供另外一种有建设性的替代方案。

记者：不少专业人士在提及中国城市化时都认为，很多产生的问题都与发展速度有关，从西方视角下，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

丹妮拉：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我很同意陈功的一点在于，事情发展太快的话，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建设一个大型的建筑，比如环球中心（记者注：环球中心是成都市巨大城市综合体，距离本次采访地点很近。）会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改变和影响，这就要求细致的思考和规划。发展速度快有时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我在美国生活的体会恰恰相反，很多事情则发展的太慢了。美国的很多投资都流向了我们认为不那么重要的领域，导致美国的基础设施到现在还很老旧。游客去到费城一定会惊讶于交通系统的老旧，因为很多都是在20年代建成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美国的政客们也并没有更新基础设施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发展速度与集体观念有关，这是中美不一样的地方。

理查德: 对过去的中国而言，发展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一开始十分贫穷，所以急需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改变，而这之前，在全球其他地方并没有成功的案例。

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反思，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国，决定是如何做出来的，而决定做出之后是否实现了原来的目标，以及是否满足了城市家庭生活的要求。

速度其实也是中国发展中的一大特点，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不过，中国有很大潜力在这一点上实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