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走势分析（图）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金融市场、贸易、投资和政府监管已成为中美经济外交的主要内容。中美市场依然对企业家具有足够吸引力，但企业家必须考虑很多变局。

2021年马上过去，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发布中美双向直接投资的统计数字。一般而言，这一统计会由荣鼎集团发布特定的分析图，中国商务部会在2022年的第一季度公布相应的数据，并作部分解说。美国商务部或统计部门的数据公布时间则难以预料。比如，去年，美国统计机构在8月6日公布中国对美投资2020年数据。由于各机构所采取的统计标准不一样，各类统计数值会存在较大差异，但统计的基本指向趋势是接近的。

随着中美在竞争中逐渐突出了政府权力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两国政府纷纷介入到双向直接投资事务中。对中国政府而言，需要为对美投资以及受到美国制裁的企业提供跨国社会资本渠道、法务、资金等方面的帮助，同时要控制美元的“非理性”流出，适时同美国进行反洗钱领域的合作。对美国政府而言，美国要保护本国在华投资企业的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督促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实施“平等”的对待，对因中美博弈而受到波及的美国企业实施“救济”。事实上，随着中美博弈越发走深，跨国公司日益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成为反映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经过近半世纪的投资，中国各行业头部企业均已完成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在美国这一海外市场的资产布置。大浪淘沙，不少企业因为政治风险已经撤离了美国市场或受到淘汰。典型的案例如中兴、华为、中国电信等企业，不少企业因自身经营的失败而从美国市场收缩，这方面的案例如海航，海航曾是中国对美地产业收购的明星，但在2016年年底因受到国家限制美元政策的影响以及自身的经营问题，在美的投资目前看基本是失败的。而部分企业因在美国违反本土法律，受到美国司法部的监管和制裁。在FIRRMA通过后，中国对美投资面临诸多的安全审查，FIRRMA也为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了一种可供进行风险自我评估的依据。由于法案越发明确，美国外资审查机构长期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有了立法的限制。尽管面临中美强竞争，但在投资领域，美国市场的优越性以及优势要素，依然是吸引中国跨国公司赴美投资的重要动力。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不仅未因中美关系冲突而停滞，甚至一些涉技术类的投资也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批，成功赴美上市。但是，总体看，中国赴美投资的企业，缺乏专业性引导，缺少赴美投资的孵化机构，缺少专业机构提供在业务对接、法务、税务、跨境资金、尽职调查等方面的支持。不少年轻一批中国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但囿于渠道的限制，以及新冠疫情，无法前往美国进行投资，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不得不受到抑制。

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人口基数大带来的广阔市场，这是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国公司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在较长时段内，美国企业来中国投资的着眼点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目前，劳动力价格在上涨。疫情环境下，中国消费受到抑制，导致不少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市场。但美国企业在中国依然存在庞大的存量投资，尤其在制药、汽车、电子设备、高端服务、养老等领域，美国企业实现了品牌输出，投资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最大的影响因素可能不是市场，而是中美关系。2021年8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新一年度的《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指出中美关系紧张继续给美国企业造成压力，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美国企业日益艰难，而中国市场对美国依然重要，美国企业家对中国市场乐观情绪的下降反映了美国企业对其在华前景的隐忧。中美关系紧张带来新的竞争环境，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出口管制与制裁、中国行政许可与审批、生产成本的增加都是在华美资企业的挑战。报告提出，中国力推的技术自给自足的创新政策引发企业担忧，保护主义政策会破坏公平的竞争，中国政府对本土企业的支持加剧了竞争关切，数据流动和新的隐私规定引发美国企业的广泛担忧，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冲突依旧，美国企业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等。报告指出，总体上，在华的美资企业，绝大多数依然保持盈利和增长，中国依然是美国企业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中国仍然是首要的市场，虽然这一趋势在下降。

目前而言，金融市场、贸易、投资和政府监管已经成为中美经济外交的主要内容。就直接投资而言，中美市场依然对企业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但很多的变局中美两国企业家都必须考虑。目前，中美两国国内都不缺乏“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在两国的经济治术（statecraft）中，双方政府都有为对方企业设限和设障的能力，中美两国在涉外资的安全规范上有着趋同的迹象，因为主权国家对安全的偏好逻辑是一致的，即表现出从严的安全审查，对技术和军民两用产业投资保持较强的警惕性。

由于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新动态，在未来，中美两国相互投资可能会出现如下特征。第一，中美双向直接投资继续保持流量，无论中美政治信任如何，双向直接投资这一跨国商业行为自有其运行的逻辑。第二，中国资本主要寻求基建和初级技术型产业投资，而美国企业在中国主要寻求高端制造业、服务业的投资。第三，美国企业不适应中国的政治文化，是美企在经营中诱发政商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中国企业普遍无力应对美国政府可能的安全审查压力，这是中企在美发展的桎梏。第四，一旦中美关系紧张，美国企业或面临中国政府反垄断审查的风险以及收购中国涉数据和先进技术企业的安全审查风险。第五，涉投资的反洗钱活动，可能成为两国执法合作的热点，但这需要新的契机，塑造新的合作窗口。第五，中国在美的投资已经难以走老式的“反向代工OEM”道路，随着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的饱和，无内容和技术创新的中国投资，很难再在美国生存。第六，拜登政府开启的实质性推动美国“再工业化”道路，如果中国在这一相对较短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出现对美具有划时代性的技术类投资，那中美在高端技术投资领域的商业合作会出现停滞。第七，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会进入一个薄利的时代，投资的成本会越发高启。第八，中美投资依然难以被视为成熟，国家政策带来的阻力，会使众多的经济要素不能自然地流动，中美投资难以成为推动中美两国民众福祉的有力工具。

在新的一年，疫情依然会是一个变量，在中美两国政府政治信任走弱的背景下，此前，字节跳动开创的TikTok投资模式以及马斯克在中国浦东展开的绿地投资即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恐怕再难以复制。

本文转载自FT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