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国两制认识下改进对港统战工作（组图）

由于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争议，香港发生了回归22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少数激进示威者更做出了冲击立法会、围堵警察总部、殴打警员等非法暴力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各次示威和冲突中，除了将矛头对准港府、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警队，还有不少示威者将矛头不当指向北京，受不满情绪影响，部分港人更是将“反中”挂在嘴边，渲染内地对港威胁，造成修例被污名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香港社会长期形成的“避难者心理”和“恐共”心理、对内地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化认知、对港文宣工作成效不彰、反对派的政治操作、外部力量密集介入推波助澜之外，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是北京治港统战工作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长期以来，北京为了促进陆港之间的交流和拉近两地的心理距离，在“一国两制”的原则框架下完成香港人心回归，在治港工作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遗憾的，这次修例风波显示出港人在2014年“占领中环”后对内地不信任的程度有增无减。对于历来将统战视为革命和执政重要法宝的中共来说，这实在是极大的疏失。

长期以来，治港机构只联系了社会一少部分人，未能团结争取多数港人，并且过于偏袒建制、商界等既得利益集团。 (Reuters)

局限于小圈子 意识形态划分泛民

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共便将统战视为革命和执政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说过，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共统战思想，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对于社会和时代建立准确认知，精准看到社会主要矛盾和各种社会力量结构，二是顺势而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成功统战了民主党派，最大化孤立了国民党，为革命成功打下基础；邓小平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也成功统战了知识分子、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侨胞，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

具体到香港，正确的统战工作应该是清楚认识到“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各种社会力量结构，在“求大同、存大异”基础上团结香港社会的主流政治力量和民意。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治港机构只联系了社会一少部分人，未能团结争取多数港人，并且过于偏袒建制、商界等既得利益集团，却因为意识形态划线忽略了和占人口多数比例的泛民沟通。

泛民在香港社会的人口结构通过立法会选举就能反映出来。以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为例，泛民主派在地方选区取得119万票，占比率约55%，而中立派及建制派加起来的票数只有98万，占比率约45%。除了地方选区外，在区议会（第二）界别(即超级区议会)中，泛民主派得票约110万，占比率约58%。应该说，泛民主派代表香港过半的民意并不只发生在近数年，翻查数据，1998年至2016年内的6届立法会选举中，泛民主派的得票占比率一直在55%至60%间。由此可见，泛民主派在香港这20年来，一直是过半港人，甚至是60%港人的民意代表。从鉴于统战工作的精髓——团结最大多数人、孤立少数人——考虑，代表大约60%民意的泛民，无疑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团结对象。

历史的看，泛民还是“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在80年代便是“民主回归中国”的积极提倡者，以司徒华等为代表的泛民甚至还加入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后来是因为“六四”事件，才种下了双方矛盾的种子，泛民和北京的嫌隙、裂痕，也沿袭至今。这是令人遗憾的心结，这个钉子早晚有一天应该被拔出。内地在政治看泛民，总是以“反对派”定位，觉得他们是一只和中央与港府作对的“乱港”力量，从香港回归后泛民的表现看，他们也确实是香港政治社会的主要反对力量，街头社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但香港终究是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地方，长期浸淫在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体系内的泛民，对内地制度不认同甚至批评，乃至不自量力地想要改变内地的制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泛民缺乏对中央政府的尊重，确实令中央有时候很没面子，对港府的一些政策经常拉布，也拖延了港府施政效率，但这恰恰正是香港贯彻实施了“一国两制”的体现。

既然中央在香港实行的是不同于内地的政治制度，对香港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要求，那么治港工作就要包容这种价值冲突和对峙性结构，要努力在沟通中寻找共识。然而，在对立思维的影响下，治港统战工作采取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做法，只着重团结建制派，给予各种扶持和优待，甚至予取予求，却忽略、压制泛民主派，将本来应该是香港市民内部的矛盾，推演到敌我矛盾。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建制派中的既得利益阶层，不仅垄断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利好，扩大香港的贫富差距，而且又不愿承担责任。香港人普遍认为，不少建制派被狭隘的官僚意识主导，过于利益导向，就知道“抽水”。另一方面泛民内部出现分裂，温和泛民的生存空间持续遭到挤压，激进路线占据上风。占中运动以来，香港相继涌现的激进本土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冒起。在这次反修例游行中，激进暴力行为的泛滥，就更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香港泛民有其自身严重问题，他们长期深陷意识形态迷障，忽略香港和国家大局，经常为逞一时之快，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拉布而拉布，对“一国”下的中央政府缺乏应有尊重，令香港社会“反中”负面情绪升温，不利陆港两地的关系。例如在高铁“一地两检”问题上，泛民主派一直借题发挥，不负责任地指责法治倒退及“割地”方案；占中及此次反修例游行，他们也是最主要的发动和组织者，因为他们的幼稚与无能，也让两次行动都走向失控。

坦率说，中央也不是不想统战泛民，也投入并花费了很多资源，以及多次向泛民释放了善意和弹性，可泛民不懂事，看不清形势，不了解今天的内地，更不愿意去认知北京政治，他们对内地政治的判断，还停留在1989年“六四”状态。在这一点上，连西方大国都注意到内地变化，但身处内地身边的泛民，却因为意识形态束缚，井底蛙那样把自己锁在香港的狭小视域内。所以说，泛民也需要反躬自省，找回初心，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要真正以香港未来和市民利益为依归，才能和北京在互相体谅中达成共识。如果再这样情绪化地为了反对而反对，就会永远找不到香港和自己的出路，这样既耽误了香港，又耽误了自己。

北京治港付出了很多，却有时反而不当成为出气筒 。(Reuters)

过于偏重商界却忽略市民    

治港统战工作还过于偏重商界，忽略了与市民的联系。在今次修例风波过程中，面对香港社会的普遍疑虑，港府在期初仅剔除了9项商界关心的移交罪行，却对其它疑虑声音置之不理就是很明显的案例。这样偏袒之举，虽然获得商界积极反馈，却引起社会大范围不满。

事实上，商界在香港一直具有超然地位，早在港英政府时期，因为香港的自由港定位，迷信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轻忽政府在社会发展、公平正义上的公共责任，就形成了“官商共治”的畸形结构，商界在自由经济体外衣下拥有超然地位，每每能影响到政府决策，并垄断大多数经济发展红利，造成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

香港回归前后，出于维护“一国两制”和保障香港平稳回归的考虑，商界的既得利益被保留，并占据大部分中央政府惠港红利，导致香港贫富分化继续加重。香港乐施会于2018年公布的《香港不平等报告》中，香港的基尼系数再创45年新高，已经到达“极端贫富悬殊”，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英国《经济学人》曾发布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可是面对商界的既得利益，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民生问题，港府历来非但不去解决，反而一再偏袒商界。近年来香港社会为解决水深火热的土地和住屋难题进行土地大辩论，有许多声音主张港府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大规模动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地产商手上的农地，以用于建屋。然而港府依旧以蜻蜓点水的方式应对社会沉疴，继续向商界妥协，只建议收回32公顷土地，其余140公顷却不考虑，实在与港人期望相距甚远。不仅如此，在每年度的财政预算案里，港府还总是明显地薄待中下阶层，厚待商界等既得利益群体。

这种片面偏袒商界而忽略民众的治港工作，不只是港府所为，中央治港机构也经常涉入其中，只要看看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这就不仅造成了内地与商界“勾结”的错误观感，也强化了香港的“官商共治”结构和贫富悬殊，使得中央很多惠港政策被劫持，中央付出了很多，最后反而不当成为出气筒。

“低级红”招致反感

除了统战工作对香港社会缺乏认知、局限于小圈子、过于偏袒商界外，北京治港机构的统战工作的另一项不足是认知陈旧、实施手段僵化，常将具有高度智慧和技巧的统战工作变为简单的交朋友、公关，甚至被批评为口号式统战和用钱来统战。

香港回归前后，在北京治港机构的推动下，建制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政团层面，除了立法会第一大党民建联外，亦有新民党、工联会及工联会等一众建制派政团。在民间团体层面，建制派民间团体亦相继成立，如爱护香港力量、正义联盟及撑警大联盟、帮港出声和各种联谊会同乡会等。这些组织的主要功用，是为了在政治层面落实北京治港政策、支持港府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依法施政，以及在港人生活上宣扬爱国及支持港府讯息，从而希望吸纳更多“爱国爱港”支持者。

但由于多年来，统战工作认知陈旧、实施手段僵化，忽略香港与内地的“两制”差异，造成这些本来就只能代表少数民意的建制派组织，在历次活动中总是弄巧成拙，甚至予人“低级红”的观感。

这就不仅让建制派团体的公信力及形象不断下降，亦让港人对建制派团体的好感大减，甚至连不少真诚怀有“爱国爱港”情怀的人都对这些团体相当不屑。要看到，香港是实行“两制”的高度自治地区，有着与内地迥异的制度、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地区，统战工作本该区别于内地，从香港实情出发，简单抄袭内地做法，又如何会有用？

经由这次香港修例风波，北京要反思为何自身对香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释放了大量的政治善意，却未能拉近陆地两地心灵距离。根据香港回归后的数次示威发展，预料香港社会对内地不信任情绪，不会在短时间烟消云散。为免社会未来继续被这股情绪渲染，尽快让陆港双方心灵融合，就必须重新审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统战工作，把握住统战精髓，并对现有工作进行一次彻底而全面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