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重回治港话语体系 北京底线上释放善意弹性（图）

于北京时间9月3日召开的中国港澳办记者会，被外界戏称为“最硬核”的一次。期间港澳办不仅直面了诸多敏感问题，比如北京对港是否设有死线、是否将这场骚乱定性为“颜色革命”，会否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会否动用紧急法止暴制乱，会否出动解放军等，而且还针对重启政改和普选问题给出了完整阐释。虽然此前召开的记者会也有被问到普选问题，但这一次更为完整、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标志着普选重新回到了北京治港话语体系。

“真普选”在一部分港人眼中是解决香港问题的灵丹妙药。（Getty）

港澳办发言人的阐释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围绕外界争议的问题正本清源，比如何为“8·31”决定，该方案又为何会在2014年被戏剧性否决，什么是“真普选”什么又是所谓的“假普选”。在理清了这些基本概念后，港澳办发言人依托于《基本法》给出了北京的底线——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香港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基本法，符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基本法》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规定具体是什么，发言人也给出了很详细的解释，比如什么是香港的政治地位、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行政长官的职责与使命等。基于此，“基本法第45条做出规定，在实行行政长官普选时，要经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而后普选，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提名、普选、任命三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少，每一个环节都要发挥实质性的作用……香港的普选只能这么搞，没有别的选择。”

事实上，在今次香港反修例风暴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双普选的问题本身几近从中央治港政治场域消失。但正如我们此前一贯的判断，香港社会这种对双普选似有若无的消声，并不能代表政改议题就此不存在了，也并不能说明香港对选举民主就不再关心了。过去几年的所谓“消停”，其实只是新一波行动的酝酿过程，今次反修例运动期间衍生出双普选诉求，并很快成为运动的核心主轴之一便是例证。很明显，普选这根“刺”不仅没有被拔出，而且经由这一次的反修例越扎越深。

目前普选问题重回北京治港话语体系，虽然某种程度上是倒逼和偶然的结果，但其实从长远来看，这样的“重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在2014年“8.31方案”被否决和“占中”后，中央将治港重点转移到经济民生，政改问题从治港话语体系中消失，这种避而不谈看似相安无事，但其实是遮蔽和掩盖住问题和矛盾，并可能加剧了港人对政改的绝望感，毕竟当2007年第一次给出普选时间表之后，香港社会一度看到了“希望”，觉得有盼头，这是很切实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这一次“重回”，在一些反对派看来可能是己方积极斗争的结果，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基本法》本就写明了香港特首和立法会议员最终会由“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方式产生，也即双普选是《基本法》明确给予香港的一项法定权益，而帮助、引导香港尽快实现双普选，则是北京对香港的宪制承诺。从这个层面来看，让普选话题正常化，不失为切实解决香港今天面临问题的必要阶段。

再回到港澳办发言人的阐释，其实在底线之外，也有弹性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上一次政改方案被离奇否决，当时被认为这是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人大的决定被地方政府否决，香港社会普遍认为，两大政治性议题，重启政改和23条立法，或将被永久搁置。但其实按照港澳办这一次的表述，反过来理解即意味着，只要普选制度符合基本法和符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是存在重启的可能性的。

但同样香港社会需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便重启政改，在一些原则和底线问题上是没有讨价还价空间。2014年政改方案被否决的教训，理应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堂政治课。而且抛开北京考量与香港社会期待之间的差距，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政改这种关乎社会根本框架结构的大事，几乎绝无可能一蹴而就，潜在的巨大政治风险，导致其必须要以十分周全、充分而又合理的规划作为指导来推动。北京在普选上的慎重不是政治吝啬，而是其希望以可控的节奏和形式，循序渐进地实现政改流程，既满足香港大众的普选诉求，又不至于出现政治失控。

基于此，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社会各界，尤其是泛民主派，都需要丢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香港反修例作为一个契机，将香港在过去22年时间里搁置和累积的问题和矛盾开诚布公地摆在台面上，给香港来一次真正的刮骨疗毒。普选本身只是形式和手段，它非常重要，是港人对未来的政治期盼，但香港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香港民众切实的获得感才是根本。面对当下持续了近三个月的反修例运动，别让一小部分人劫持了香港大多数人。而同样地，面对普选，也别再让少数的激进反对派劫持了香港的未来，将昔日的东方明珠拖入到不可测的深渊中。